“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艺，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有失尊严？”
“外界的冒犯，我从报上也看了不少，眼睛看和耳朵听不是一样的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有了二十来种报纸，已经够他们受的了。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十有九件确有其事，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早已弄得他们手忙脚乱，现在又要添上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维持现状派，只要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受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再说吧……”
我想起他的辫子比我剪得早，电话先安上了，不让我买汽车而他却买了，我心里很不满意。
“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好，好，”我父亲连忙点头，“好，好，那就安……”
电话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烦。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呵？哈哈……”不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接着，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问了他白话文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等等。最后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
总之，随着我的年事日长，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觉得他们越发不顺眼。这时我已经出紫禁城玩过一两次，这是从我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劝阻才勉强争得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刺激了我的胃口，我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迂腐不堪。到民国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说的几件事所积下的气忿，便促成了我下决心出洋的又一股劲头。我和王公大臣们的冲突，以正式提出留学英国而达到高峰。
这件事和安电话就不同了，王公大臣们死也不肯让步。最后连最同情我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给我在天津英租界准备一所房子，以供万一必要时去安身。我因为公开出紫禁城不可能，曾找庄士敦帮忙。在上节我已说过，他认为时机不相宜，不同意我这时候行动。于是我就捺下性子等候时机，同时暗中进行着私逃的准备。我这时有了一个忠心愿意协助我的人，这就是我的弟弟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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