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同书卷七五载：“永隆二年八
月敕：? .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后人多以
为“杂文”即诗赋，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水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两篇，初无定名。《唐书》
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进士”条则云：“永隆二年，以刘思
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而清徐
松《登科记考》卷一则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
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我们认为进士科始试诗赋不会早至高宗
水隆年间（680—81），也不会迟至玄宗开元间（719—41），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始于武后朝，参看尚定
《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6 期）。
② 《文苑英华》收有“省试诗”十卷，“省试诗”即“试帖诗”，其中有许多拟作，例如白行简于元和二
年（807）登第，其年所作的试帖诗为《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但除此之外，《文苑英华》中还收有他的
五首试帖诗：《春从何处来》（卷一八一）、《夫子鼓琴得其人》（卷一人四）、《归马华山》（卷一八
五）、《金在镕》（卷一八六）、《李太尉重阳日得苏瞩国书》（卷一八九），而这些诗皆不见于《登科
记考》所载之历年试题，当为白氏自拟之题。
③ 《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八韵。《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五首为二十韵，《桥
排的写作与试帖诗有多少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杜甫主要是为了提高试帖诗
的水平而写五排，那他为什么不按格式只写六韵呢？至于安史之乱之后，杜
甫早已断绝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希望，但他在飘泊西南之际却更加用力于五排
的写作，那就更与进士科举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唐代试帖诗的命题是有
一定的范围的，主要有歌咏宫廷生活，描写时节景物等几类，士人们自拟的
题目也不出其范围。而社甫的五排却十之七八是投赠之作，虽多歌功颂德之
词，也不乏叹穷嗟卑之语，在题材内容上与试帖诗差异甚大。这种五排的写
作显然对写好试帖诗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那么，杜甫究竟为什么醉心于五排这种形式呢？毋庸讳言，五排这种诗
体既要求声韵、对偶的整齐合律，又要求词藻、典故的富丽精工，写作的难
度要超过其他诗体，同时也就最适宜于表现作者的才学。而且五排形式严整，
风格也随之较为庄严雄丽，①最适宜于用来歌功颂德。所以当杜甫要想以投献
诗篇的方式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汲引时，长篇的五排显然是最合适的诗体。
杜甫早期的五排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奉
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上韦左相二十韵》等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写成的，
所以诗中多有谀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然而这并不是杜甫爱写五排的全部
原因。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杜甫写作五排的过程：在安史之乱之前，杜甫所作
的五排多数为投赠之作，但同时也有非投赠之作，例如作于天宝八载（749）
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整个诗歌创作
倾向发生了转变，他的五排也不再以投赠为主要内容。肃宗至德二载（757），
杜甫被拘于沦陷的长安，作《遣兴》以抒与家人离散思念幼子之情，作《郑
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以写乱离中邂逅旧友悲喜交集之情景，诗人逃归
凤翔后又作《得家书》写初得家书后既欣慰又惆怅的心绪，这些五排的内容
都与同时所作的其他诗体无甚区别。安史乱后杜甫一共作五排一百十首，其
中投赠之作只有三十多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其时的投赠之作也不
再如早期作品那样以歌功颂德、祈求汲引为主要内容，例如《寄李十二白二
十韵》写李白才高命蹇的悲剧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
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写对远谪的朋友之关怀，中间还映带着国家的危难
等社会现实。还有一些投赠之作其实就是咏怀之作，不过写成之后寄给别人
看看而已，所以诗题不是简单的“奉赠某某”之类，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
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这种情况告诉
我们，除了安史之乱以前的一个阶段之外，杜甫写作五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
以之为干谒权贵的工具。
我们认为，杜甫之所以喜爱五排这种诗体，其主要原因不应到文学之外
去找。也就是说，杜甫喜爱的是五排这种诗体自身而不是它的非文学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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