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虽对章邯抢尽风头的表现颇多不满，但以李斯为首的重臣强烈支持章邯，胡亥自己又无主见，赵高本身也不懂军事问题，只好顺水推舟地交给章邯去办了。
胡亥于是下令大赦天下，命令章邯赴骊山免除“骊山众”之“罪行”，重新编组军团，至于人员不足部分，则将奴隶阶级的后裔也收编为后勤部队，尽速开往战场。
章邯大开府库，将秦军传统的黑色战袍战盔全部发给骊山众，连旌旗也是黑色的，使重整后的大军更显出一股凄厉、宏伟的模样，满山遍野，乌黑一片，军容十分壮观。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把政治分为四等，最上等的领导者无为而治，人民只知道有国君，而不感觉到其势力，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换句现代语汇来说，即一切都制度化，每个人依循运作模式，各负责其工作，达成其任务。
其次是必须努力去讨好人民，让民众感觉到其德政，不断地赞誉他，也不断地表示自己的支持。这种刻意努力的领导者，充分显示一切未步入轨道，未正常化。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口号喊得愈响的，领袖愈不断需要人民表态的，便代表其尚有需要努力克服的缺陷。
再次等的领导者，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吓唬部属了，让人民至少在表面对他畏惧。这表示情势不安，统治者不得不板起面孔，以维持秩序及正常运转。
最末一等的领导者，则看不起民众，喜欢用权术以表现他的聪明。这种领导人本身诚信不足，人民也不会相信他。
所以真正的政治领袖，会努力建立制度化的常模，不喊口号，也不刻意呼吁民众效忠，时机不成熟，绝不发号施令。有耐心地维持住常态的努力工作，让一切顺理成章的达成其目标，人民感受不出领导者的手段，只认为一切本来便应该如此。
法家的学说源自于老子的“道学”，以建立制度来维持政治的常态运作，这的确是富国强兵、维持长治久安的好方法。只是商殃和孝公都急于尝试这新制度的力量，因此在政治力量尚未完全生根时便急于向外扩充，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也把秦国带进了扩张主义的不归路。
扩张的结果，使现有制度无法承受其需求，因此张仪必须用权谋来维持王朝的声势，到了秦昭襄王时代，更不得不发动军事恐怖主义，来让民众畏之如虎狼了。
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使扩张主义达到最高层次，但王朝的力量也已显出力不从心的情形了。秦始皇从统一前强有力的精明领袖，变成神经质的暴君，晚年更酿成焚书坑儒的惨剧。扶苏、蒙恬、李斯、赵高等的强烈内斗，不择手段，使法治精神破坏无遗，已成了老子所谓畏之、侮之的最下等境界了。
殷通的态度充分显示秦王朝统一以后，其文化已趋于僵化，一味相信权术和投机，真是老子所谓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一个理想的体制，如果不能配合其环境发展掌握再生的契机，同样会趋于衰败的。
老子的“无为而治”、“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便在强调一切配合环境需要，顺其自然，该改则改，须止则止，才能永远维持体制永久不休止的生机。
刘邦大传--第二章 章邯反击
第二章 章邯反击
章邯一不作二不休，领战胜之军团，毫不休息便直接向荥阳城外的少数包围军团展开攻击。李归等心慌意乱，仓皇应战，立刻遭到击溃，李归及部将全部殉职，荥阳围城也获得解围。
秦王朝最后一员大将
章邯将骊山众组成了秦皇朝的最后一股防卫力量，总人数高达20万人。
最先逼近函谷关的叛军，则是由周文指挥的陈胜主力部队，人数虽已难考证，但也有数十万之众。
两位阵前大将都缺乏实际指挥作战的经验。
章邯官拜少府，本是九卿中最低层次的财税官员。不过他属秦部落贵族，从小接受严格武学训练，加上心思周密，从编组骊山众的成效看来，章邯的确具有相当不错的指挥能力和领导魁力。
周文是项燕军中负责占卜和天象的参谋，虽没有实际上临场拚战实力，但编组和调动军队也算相当在行，加上长年军事历练累积出的智慧，使他自认是陈胜阵容中的首席大将。
骊山众虽是劳役罪犯，但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身经百战的秦部落军团。加上章邯擅长包装造势，整齐划一的黑色戎装，全黑的旌旗，使他们呈现出钢铁般的坚强斗志。虽然他们是政争中的牺牲品，对王朝权贵难免心存怨恨，但他们能为保卫乡土而背水一战，故士气相当高昂。
反观周文军团大多是由投机的杂牌军组成，他们虽是为求生存而反叛，但早期的过分顺利，使他们多少陷于骄傲又缺乏信心的矛盾心态中。虽然周文利用谋略制造声势，使原本土气低落的守军节节败退。但接下来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股怨气冲天。正想找地方发泄的生力军。
双方一接触，胜负立分。
赢得太顺利，使周文失去了应有的警戒心。
攻入函谷关，即进入了平坦的关中盆地。由于周文率领的是来自各地的杂牌军团，指挥及调度困难；因此在进攻咸阳前，周文有意先行重新整编，并和陈胜的总指挥部取得联系，乃决定在关内附近驻营。由于人数庞大，以及补给粮食的方便，营区的部署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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