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着实在狠。但原是为了报复，甚至可以作为防卫，如果那批人了解到这道公事是一根一点便可轰发火药、炸得粉身碎骨的药线，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小爷叔！”古应春赞叹着说：“真正‘死棋肚子里出仙着’，这一着，亏你怎么想来出的？”
“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不过拿人家用过的办法，变通一下子。
说起来，还要谢谢王雪公，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这个故事出在他们家乡，康熙年间有位李中堂，据说在福建名气大得很，他的同年陈翰林跟他有段生死不解的仇……“
王有龄告诉胡雪岩的故事如此：这位李中堂是福建安溪人，他的同年陈翰林是福州人。这年翰林散馆，两个人请假结伴回乡，不久就有三藩之乱，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也叛变了，开府设官，陈翰林被迫受了伪职。
李中堂见猎心喜，也想到福州讨个一官半职。而陈翰林却看出耿精忠恐怕不成气候，便劝李中堂不必如此。而且两个人闭门密谈，定下一计，由李中堂写下一道密疏，指陈方略，请朝廷速派大兵入闽。这道蜜疏封在蜡丸之中，由李家派人取道江西入京，请同乡代为奏达御前。
“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打算。”胡雪岩说：“李中堂与陈翰林约定，如果朝廷大兵到福建，耿精忠垮台，李中堂当然就是大大的功臣，那时候他就可以替陈翰林洗刷，说他投贼完全是为了要打探机密，策应官军。”
“啊，啊，妙！如果耿精忠成了功，李中堂这道密疏，根本没有人知道，陈翰林依旧可以保荐他成为新贵。是不是这样的打算？”
“一点不错。”
“那么后来呢？”古应春很感兴趣地问：“怎么说是成了生死不解的冤家？”
“就为李中堂不是东西，出卖朋友。耿精忠垮台，朝廷收复福建，要办附逆的罪，李中堂自己得意了，竟不替陈翰林洗刷。害得他充军到关外。”
胡雪岩说，“我现在仿照他们的办法，但愿那批人很识相，我替他们留下的这条洗刷的路子，将来一定有用。”
“对！小爷叔的意思，我完全懂了，这道公理我连夜替你预备起来。”
“不忙，明天动笔也不迟。”胡雪岩说，我还有件事要先跟你商量“。
这件事是为王有龄身后打算，自不外名利两名。王有龄的宦囊虽不太丰，却决不能说是一清如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许多收入象征粮的“羡余”，漕粮折实，碎银子熔铸为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照倒要加收的“火耗”，在雍正年间就已“化暗为明”，明定为地方官的“养廉银”。
此外“三节两寿”——过年、端午、中秋三节和本人及太太的两个生日，属员必有馈敬，而且数目亦大致有走规，这都是朝廷所许的收入。
王有龄的积蓄，当然是交给胡雪岩营运，他现在要跟古应春商议的，就因为经手的款子，要有个交代。“他们说王雪公有钱在我手里，这是当然的，我跟死者的交情，当然也不会‘起黑心’。不过，”说到这里，他有点烦躁，“这样子的局面，放出去的款子，摆下去的本钱，一时哪里去回笼？真叫我不好交代。”
这确是极为难的事。古应春的想法比胡雪岩还要深，王有龄已经自尽，遗属不少，眼前居家度日，将来男婚女嫁，不但在在要钱，而且有了钱也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他说：“你还不能只顾眼前的交代，要替王家筹个久长之计才好。”
“这倒没有什么好筹划的，反正只要胡雪岩一家有饭吃，决不会让王家吃粥，我愁的是眼前！”胡雪岩说：“王雪公跟我的交情，可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在天之灵，一定会谅解我的处境。不过王太太或者不晓得我的心，他家的亲友更加隔膜，只知道有钱在我这里，不知道这笔钱一时收不回
来。现在外头既有这样的闲话，我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人家只当我欺侮孤儿寡妇。这个名声，你想想，我怎么吃得消？“
古应春觉得这个看法不错，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心里又有进一步的想法：如果胡雪岩将王有龄名下的款子，如数交付，王家自然信任他，继续托他营运，手里仍可活动。否则，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会要求收回。
既然如此，就乐得做得漂亮些。
麻烦的是，杭州一陷，上海的生意又一时不能抽本，无法做得“漂亮”。
那就要靠大家帮忙了。
“小爷叔，”他问：“王雪公有多少款子在你手里？”
“王太太手里有帐的，大概有十万，另外还有两万在云南，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
“那就奇怪了，怎么在云南会有两万银子？”
“是这样子的，”胡雪岩说，“咸丰六年冬天，何根云交卸浙江巡抚，王雪公在浙江的官，也没有什么做头了，事无安排，调补云南粮道，我替他先汇了两万银子到云南，后来何根云调升两江，王雪公自然跟到江苏，云南的两万银子始终未动，存在昆明钱庄里生息。王雪公始终不忘云南，生前跟我说过，有机会很想做一任云南巡抚，能做到云贵总督，当然更好，这两万银子在云南迟早有用处，不必去动它。现在，当然再也用不着了！”说到这里，胡雪岩又生感触，泫然欲涕。
等他试一试眼睛，醒一醒鼻子。情绪略略平伏，古应春便接着话题问：“款子放在钱庄里，总有折子，折子在谁手里？”
“麻烦就在这里。折子是有一个，我交了给王雪公，大概是他弄丢了，也记不起这回事，反来问我。这原是无所谓的事，跟他们再讣一个就是。后来事多，一直搁着未办，如今人已过世，倒麻烦了，只怕对方不肯承认。”
“你是原经手，”古应春说，“似乎跟王雪公在世还是故世，不生关系。
不过，钱庄的规矩，我也不大懂，不知道麻烦何在？“
“钱庄第一讲信用，第二讲关系，第三才讲交情，云南这家同业，信用并不见得好，交情也谈不上，唯一讲得上的，就是关系，王雪公在日，现任的巡抚，云南方面说得上话，我自己呢，阜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浙江已经坐第一把交椅，云南有协饷之类的公款往来，我可以照应他们，论生意上的关系也够。不过，现在不同了，他们未见得再肯买帐。”
这番分析，极其透彻。古应春听入心头，亦颇有感慨，如今做生意要想发展，似乎不是靠官场的势力关系，就得沾洋人的光。风气如此，夫复何言？
看起来王有龄那笔款子，除非大有力者援手，恐怕要“泡汤”了。
“只有这样，托出人来，请云贵总督，或者云南巡抚，派人去关照一声，念在王雪公殉难，遗属理当照应，或者那批大老肯出头管这个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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