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位，不过象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乱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是就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刽，如今逃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战争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长”。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干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名符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分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冕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议，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
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恼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调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到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把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欠，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话，而“停止”以前的帐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已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是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桌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
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
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战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将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 *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战火已使浙江满目疮痍，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人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拖，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足博益澧真正的昔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
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拨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民！”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有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
“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则遗爱在民，久留去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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