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理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
“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
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需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终于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共三百五十万，组织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活”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就还，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需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奏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
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交姑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
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人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票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他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唯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赫德阻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密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妨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青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
当时疆臣亦多主哉，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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