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通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察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踉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幄，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问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了，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
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象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恼，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
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亦，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
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那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而两万多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诅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帐跟流水帐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六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的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
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帐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头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的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去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
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
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在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场，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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