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讲不清的道理了！游百川只好讲他奏折上的另一个理由：“兴作有时，今年勿遽动工，似欠慎重。将来天时人事，相度咸宜之时，臣必不敢谏阻。”
“这又是你言不由衷！果然到了那个时候，你一定又有话说。”皇帝说到这里，似乎不想再作争辩，便把先想好的结论说了出来：“总而言之，你上这个折子，无非要让天下知道，你已经尽了言责，用心在沽名钓誉，何尝体会到我的孝心？如果我准了你的奏折，天下后世，说我是纳谏之君，这样子就变成我在沽名钓誉，假作尽孝，上欺两宫皇太后！你想想我成了什么人？如今国计民生，该兴该革之处甚多，不见你们有所建言，偏偏要阻拦我的尽孝之心。两宫皇太后朝乾夕惕，削平大乱，难道就值不得修座园子，以娱晚年？你们的天良何在？”
看皇帝说话激动，脸色白中发青，恭王怕游百川不知眉高眼低，说一两句耿直的话，正好碰在皇帝的气头上，那时有什么“严谴”，便很难挽救。所以紧接着皇帝的话说：“游百川！你要紧记着皇上的训谕。”
皇上训谕，没有置诸脑后的道理，游百川自然答应一声：
“是！”
“你跪安下去吧！”恭王又说，“回去候旨。”
等游百川跪安退出，皇帝余怒未息，对恭王说道：“这游百川比沈淮可恶得多！你把这道朱谕拿下去照办。”
皇帝又有一道朱谕，是前一天晚上在灯下费了好大的工夫才写成的，学的是雍、乾两朝的御笔。雍正和乾隆都自负才辩，喜欢跟臣下打笔墨官司，御笔上谕动辄千数百言，析理纤微，而遇到转不来弯时，便临之以威，所以没有一道谕旨，看来不是理直气壮。皇帝也是如此，朱谕以“自古人君之发号施令，措行政事，不可自恃一己之识，必当以群僚适中共议，可行则行，不可则止”开头，大兜大转，最后落到这样一个结尾：“着将该御史游百川即行革职，为满汉各御史所警戒，俟后再行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
听恭王朗声念完，醇王先就忍不住。他的性情比较率直，这两年又颇以风骨自命，所以大声说道：“臣启奏皇上，古语有云：‘言者无罪’……”
听醇王开口便是顶撞的话，恭王赶紧接口：“臣也有话，”他挡住了醇王，才从容说道：“游百川不辨事理，诚然可恶，不过后天就是圣母皇太后万寿，普天同庆，皇上似不宜在‘花衣期内’行此重谴。臣请旨，是否暂时将朱谕缴回，过了庆典再议？”
皇帝一听这话，默然无语。要想立个“下马威”，偏偏这么不凑手，前一次是遇奈何不得的人，这一次遇到奈何不得的时候。万般无奈，只有准奏，“好吧！”他说，“先把朱谕拿回来！”
这一道朱谕一缴回，恭王便不肯让它再发下来了。当天就叫六福晋进宫，以预祝万寿为名，抽空跟慈安太后奏明，说皇上的孝心固然可敬，但修园子是高高兴兴的事，搞到革言官的职，未免杀风景。慈安太后自然听从，便又跟慈禧太后去说。
“皇帝胡闹！”慈禧太后很清楚，这道朱谕一发，天下必归怨于两宫太后，所以大不以为然。“等我来跟他说。”当天慈禧太后便召见皇帝，索取朱谕，看完以后，夸奖他写得好，但不同意他这么做，因为于修园一事，有害无益。于是朱谕和游百川的奏折，便一起都“淹”了！
慈命难违，皇帝扫兴无比。那几天便很有人倒霉，章奏面陈，稍有不合，就碰钉子。幸好，不多几天，来了一桩大喜事。陕甘总督左宗棠飞骑入奏，肃州克复，回乱首脑马文禄被诛，白彦虎逃到哈密。迁延十载，用兵五年的关陇回乱，终于敉平了。
论功行赏，左宗棠也拜了相，也协办大学士留任陕甘总督，并由骑都尉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左宗棠则推崇刘松山的战绩，愿将世职改归刘松山的嗣子承袭。朝廷便又加赏刘松山一个一等轻车都尉。此外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以及豫军出身，随左西征的张曜、宋庆等将领，无不大加恩赏。
但是，关陇用兵收功，最高兴的不是左宗棠，也不是西征将士，而是贵宝、文锡他们那批内务府的官员，除了来自肃州的提报以外，恰好秋汛已过，各地纷纷奏报“安澜”，谏停园工的那些人，所持的两大理由，都消失了。
“不是说‘西征军事未靖，南北旱潦时闻’吗？”贵宝兴高彩烈地，带着些扬眉吐气的得意，“这会儿看他们还说些什么？”
在宫里也是这么个想法，首先慈禧太后就觉得，这该轮到皇家花钱了！平洪杨、平捻军、平回乱，由厘金借到洋债，不知道肥了多少将领，大婚虽说花的钱多，是大家的面子，皇家不曾落得实惠。如今省下西征一年数百万的军饷，把圆明园先小规模地修一下，有何不可？因此，她开始亲自参与园工。别处地方她不关心，关心的是“天地一家春”的工程。这是圆明园中路的旧路，移建于“三园”中，专属于太后的万春园，建成一座“四卷殿”，东西另辟两座院落，各绕游廊，与正殿相通。原址北面临水，有一座问月楼，改为水阁，锡名“澄光榭”。西边靠近升平署的地方，建一座看戏殿，有戏台、扮戏房、承应伶工休息的屋子，名为两宫太后颐养之处，其实全由慈禧太后一个人作主，甚至装修隔间、雕琢的花样，都是她亲手画的。
当然奏谏的还是有，只是出于外官。有个以编修外放山西学政的谢维翰，上了一个折子，因为已知道“行情”，所以针对着慈禧太后，动之以情。他说：“庚申之事，臣下所不忍言，亦皇太后皇上所不忍回想。近日臣民经过其地，见其林莽荒翳，犹且欷歔泪下，盖忠愤所积，先皇帝恩德感人深也。今大仇未报，一旦修葺其地，皇太后皇上乘舆，每岁驻临，凡一台一榭，昔时流连经历之地，风景顿殊，而先皇帝当日忧劳艰危情事，一一如在目前，皇太后之心必有感恸非常，不可一朝居者矣！本欲借此怡悦两宫圣怀，而反使触景伤情，隐抱无穷之憾；娱目转致伤心，承欢适以增戚，返之皇上平日孝养初心，必更愀然难安，久且生悔。”
在这段措词委婉的谏劝以后，谢维翰又提出以“经营西苑”代替修复圆明园的建议。话说得很合情理，无奈天意难回，只是亦不足为罪，唯一的处置，就是“留中”不答。
由于慈禧太后和皇帝是这样的态度，所以，报效捐修的款子虽只有十四万八千两银子，而内务府有恃无恐，不过银子随时都有，木料却难叱嗟立办。第二年“太岁冲犯”，不宜开工，必须赶在年内上梁，钦天监挑的日子是十二月十六日，安佑宫、正大光明殿，以及万春园的清夏堂、天地一家春，四处都须有栋梁之材，才可以赶上第二年十月，慈禧太后四旬万寿以前落成。为此，内务府的司官，只好奏请拆用圆明园的船坞，将大柁改为正梁，以为应急之计，一面不断与李光昭商量，如何将他报效的木植，尽快运进京来，及时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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