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坚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口头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伦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色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货领价。
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候，神武门出了一个乱子，皇帝微服游幸，日暮归来，拉车的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吓，由神武门狂奔入宫，直到景运门，才经守卫宫门的护军拦住。这件事被当作新闻一传，皇帝的荒唐行径，连带地也播传人口了。李鸿藻忍无可忍，决定犯颜直谏，而造膝密陈，因为体制攸关，毕竟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亲自缮了一通密折，当面递给皇帝。
李鸿藻跟皇帝是师生的情谊，十三年来，除却母丧守制那三年，几于无日不见。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内刚，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极其机敏，谏劝之道，只有相机开陈，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这年会试，李鸿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场文题：“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以及试贴诗，“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的题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讽劝。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词仍是浅明而宛转。首先引用上年皇帝亲政，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亲贵大臣，面谕辅助皇帝，知无不言的训谕，作为建言的根据，接着便“沥陈愚悃”，说的是：
“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矣！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勤政二端，敢为我皇上敬陈之：前数年皇上日御弘德殿读书，心志专一，经史记诵甚熟，读书看折，孜孜讨究，论诗楷法，亦日见精进；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识见，二者诚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计真讨论，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以扩其识，诗论必求其精通，字画必求其端整。沉心静气，涵养圣德，久而久之，自受益无穷矣。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趋向，视朝廷为转移，皇上办事早，则诸臣莫敢不早；皇上办事细，则诸臣莫敢不细！不如是则相率偷安，苟且塞责，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章奏之际，必求明其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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