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愕然，这才看出醇王并不热心。当然，宝鋆是早就听说了的，旗兵不欢迎“左骡子”，这时便很机警地迎合醇王的意思，向左宗棠问道：“季翁，如果练五千人，一年得要多少银子，可有预算？”
“算过的。”左宗棠答道：“兵丁行装、器械、帐房、操演所用的弹药、看操的奖赏，以及加给的口粮，一年总得三十万银子。”
“这就很难了！”宝鋆一直以大学士管户部，谈到钱，他最会“哭穷”，便将中俄交涉以来，备战的耗费，报了一大篇帐，最后说道：“如今中俄新约，已经签订画押，马上就要照约行事，赔俄国人那一大笔兵费，还不知道从何而出？赔款一日不交，俄国人一天不撤。
季翁，你想想看？”
左宗棠无以为答，只是坐在那里大口舒气，仿佛郁闷难宣似的。
见此光景，恭王觉得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便用征询的语气，看着左宗棠说道：“我看，只好暂时缓一缓了？”
不缓又如何？左宗棠心有不甘而不能不表示同意，接下来又问：“然则兴修畿辅水利一事呢？”
“这自然要借重大力。”恭王又向宝鋆说：“这是一件有关民生的大事，户部得要想办法，筹一笔款子出来。”
“是。我一定让他们想办法筹拨。”宝鋆满口应承。
经此一番抚慰，左宗棠的兴致才又提了起来，“我们一样一样谈。”他说，“既然练旗兵暂缓，就不必要那么多人。马队不宜干河工，请王爷的示，是不是撤回甘肃？”
“对了！撤回甘肃好了。”
“步兵亦不必那么多。左右两营，可以裁撤一营，不过兵勇资遣，营官得要设法安插。”
“这要看你的意思。”恭王问道：“季高，你想裁那一营？”
左宗棠想了一下答道：“裁右营。”
“右营督带不是刘璈吗？”
“是的。”左宗棠说：“刘璈在我那里多年，很立了些战功，要请王爷给他一个好缺。”
“他是什么身分？”
“是二品顶戴的即用道，分发在甘肃。不过甘肃现在没有道缺。”
恭王点点头说：“我让吏部查一查再说，照你的意思，给他一个好缺就是了。”
“我替刘璈谢谢王爷的栽培。”左宗棠转脸看着醇王说：
“修治畿辅水利，也还得请七王爷主持。”
醇王知道，这是左宗棠用他作挡箭牌，来对付李鸿章可能会有的掣肘，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过他一向自负任事之勇，所以亦不肯推辞，慨然答道：“事情你去办，有麻烦来找我。”
“我不敢替七王爷惹麻烦。只是做事容易做人难，畿辅水利，与他处不同……”
于是左宗棠又开始大发议论，说近畿多“王庄”，濬河开沟，处处会有纠纷，必得醇王出面，才得免除阻挠。
“开濬只有解冻以后、台冻之前的几个月，可以施工。如果夏秋之际，雨水太多，山洪涨发，还得停工，算起来没有多少日子可用，如果阻挠一多，完工无日，坐耗钱粮，关系不轻。”左宗棠加重语气说道：“所以不论任何阻挠，都得靠七王爷鼎力，非把它打通不可。”
听他说得严重，醇王倒不敢贸然应承了，“你说，”他问：
“有些什么阻挠？”
“别的阻挠，倒还好办，最麻烦的是，有些人讲风水，明明应该取直的河道，偏偏要求迂回绕越。”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从前直隶总督于成龙，为了保护他的祖坟，沿河别开水道，贻患至今，可为前车之鉴。”
提到舆地风水，醇王不由得便想到，最近由刘铭传的一通奏疏所引起的争议。当中俄交涉紧张之时，朝命召宿将入觐，鲍超最先到京，而刘铭传却迟迟其行，直到上年秋天，方始北上。经过保定时，与李鸿章有好几日的盘桓，剪烛长谈，认为自强之道，关键在于建造铁路。李鸿章当时正在筹划开办南北洋电报，也觉得建造铁路与电报相辅并行，功效更好，因而力赞其成，并且由他幕府中熟悉洋务的文案委员，代为拟折具奏。
奏折中首先陈述“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因为第一，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
其次：“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刘铭传认为中国的要路有南北两条，南路又分为二：一条是由清江浦经山东，一条是由汉口经河南，都抵达京师。北路则由京师东通奉天，西到甘肃，如果不能同时并举，可以借洋债先修清江浦经山东到京城这一条，与南北洋电报，互为表里。
这个奏折，相当动听，尤其是“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这两句话，虽是李鸿章借刘铭传之口，对左宗棠放的冷箭，而在朝廷，却实在是搔着了痒处。
因此，朝旨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南北洋的意见，大不相同，刘坤一反对，而李鸿章自然赞成，复奏说建造铁路，对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等等，都有莫大的好处。但“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当然，这是对左宗棠借用洋债，趁机会作变相的攻击。
尽管刘铭传的原折、李鸿章的复奏，多方申述建造铁路“其利甚溥”，而在京里却很难找得到同调。言官合疏却说得一无是处，有“三大弊”，“九不利”，“五害”，主要的就因为开铁路便得挖断不知多少家祖坟上的来龙去脉，风水所关，便是祸福所系，所以极力反对。
醇王意会到此，心存警惕，很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左宗棠却是处事敏捷，很快地便调集了王德榜所督带的左营亲军，先就动起手来，地方官也都知道他难惹，少不得尽力支援。
左宗棠虽于经世实用之学，无所不窥，但到底不是治河的专才，名为“自出相度机宜”，其实并不曾深究，因陋就简，没有几天就让人看出来，他是近乎空疏铺张的性情，因而朝士讥评，随处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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