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机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作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作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
“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 ※ ※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
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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