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机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作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作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
“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 ※ ※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
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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