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醇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集八十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十天过去，尚无消息，立山亦颇为着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莲英进言。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王，询问究竟。醇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一点一划，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今天腊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发放？”
这近乎责备的一问，将醇王噎得气都透不过来。只不过供她一个人游观享乐的费用，倒象比发放军饷还重要似的，心里真想顶一句：“这笔款子本来就可以不必借的！”然而心念甫动，便生警惕，自己替自己吓出一身汗。
“怎么着？”慈禧太后又在催了，“总得有个日子吧？”
“准，准定二十五交到内务府。”
“好吧，就是二十五！可别再拖了。”
醇王又是一阵气结。话中倒好象他有钱勒住了不放手似的。他勉强应了一声：“是！”
“总理衙门有个折子，说袁世凯如何如何，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醇王答道：“袁世凯要扶植大院君李昰应，简直胡闹！”
“怎么胡闹呢？”
光是这平平淡淡的一问，就使得醇王不知话从何处说起了！因为一时想不出慈禧太后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多想一想，袁世凯果真有拥立大院君李昰应的企图，那么他的胡闹之所以为胡闹，是用不着作何解释的。尤其是慈禧太后看了二十多年的奏折，什么言外之意，话中之刺，入眼分明，谁也不用想瞒她，岂有看不懂奕劻的奏折的道理？
照此说来是装作不明白。然则用意又何在？转念到此，令人心烦意乱，话就越加说不俐落。本来的意思是想用大院君自况，袁世凯要拥立朝鲜王本生父，岂非就象中土有人要拥立光绪皇帝本生父一样的荒唐胡闹？这番意思原也不难表达，但胸中不能保持泰然，便觉喉间处处荆棘，听他的话，好象因为朝鲜王与他本生父意见参商，所以袁世凯要拥立大院君才荒唐。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父子和睦，那么推位让国由李昰应接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话一出口才发觉自己立言不仅不得体，简直是促使他人生出戒心：当今皇帝要与醇王不和，彼此猜忌才是，如果父子一条心，帝系就有移改之虞。那不等于自绝天伦之情。这样又悔恨，又惶恐，不由得满头冒火，汗出如浆。
慈禧太后见此光景，觉得他可笑、可气亦可怜，就不忍再绕着弯子说话，让他为难了。
“袁世凯是人才，要说伸张国威，也就只有袁世凯在那里的情形，还有点象大清朝兴旺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些事让李鸿章料理就行了。奕劻的折子我不批，不留，也不用交军机。你现在就带去，说给奕劻：
不用理那个姓金的使臣，有话叫他跟李鸿章说去。”
醇王除了称“是”以外，更无一语。退出殿来，满心烦恼，回到适园，便觉得头晕目眩，身寒舌苦，又有病倒下来的模样。
到晚来霍然而愈，只为李鸿章打来一个电报，说德华银行愿借五百万马克，按时价折付银子，约有九十多万两。年息五厘五，分十五年还清，前五年付息不付本，往后十年，分年带利还本。李鸿章说，自借洋债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美中不足的是，得在开年二月下旬才能交银，每七日一交，分十次交清。不过，无论如何算是有了的款，要借也方便，当时便派护卫去请了立山来商议。
“今天上头召见，我已经答应，准二十五交银到内务府。我看怎么挪动一下子，好让我维持信用？”醇王问道：“是不是先出利息借一笔款子，应付过去再说？”
这笔利息如何出帐，还不是在内务府想办法？而且年底下借钱也不容易，利息少了，别人不肯，多了又加重内务府的负担，倒不如索性假借王命压一压，又省事又做了人情。
“不要紧。上头要问到，就说工款已经发放了就是。”
“商人肯吗？”
“我去商量。”立山答说，“只要说是王爷吩咐，延到二月底发放，大家一定肯的。”
醇王听得这话，心头异常舒坦，意若有憾地叹口气：“唉！
不容易，一年又算应付了过去！”
※ ※ ※
开了年，日子却又难过了。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大权仍旧在握，却省下了接见无关紧要的臣工的时间，得以用在三海和清漪园的兴修上面。德国银行所借五百万马克而折算的现银，到春末夏初，花得光光，又要打主意找钱了。
主意是早就打好了的，只嫌为时尚早，然而工程不能耽误，不得不只好提早下达懿旨。
仍旧是召见醇王，当面吩咐：大婚费用先筹四百万，户部与外省各半，拨交大婚礼仪处备用。同时派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总司一切传办事件。
这是五月二十的事。奉旨不久，醇王就病倒了。病在肝上，郁怒伤肝，完全是为了筹款四百万的那道懿旨。皇后在何处，大婚礼仪处在那里？大婚更不知何日！这四百万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有慈禧太后与李莲英才知道。
等皇帝得到消息，醇王已经不能起床，他很想亲临省视一番，可是这话不敢出口。甚至于连最亲近的翁同龢面前亦不敢说，因为他怕翁师傅会贸然一奏，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悦。
慈禧太后倒是常派太监去探病，可是回来复命，总是避着皇帝。他只能偶尔听到：“醇亲王病又重了！”“醇亲王这几天象是好些！”就是听到了，亦不敢多问，唯有暗中垂泪。
过了皇太后万寿，醇王病势愈见沉重的消息，在王公大臣之间，已无所，避忌。首先是贝子奕谟，说病情已到可虑的程度，庆王奕劻，亦是这样说法，而军机领班礼王世铎则在许庚身的敦促之下，特意上折奏报，醇王手足发颤，深为可虑。
奏折先到皇帝那里，看完以后，心中凄苦，却不敢流泪，直等到了毓庆宫，看见翁同龢终于忍不住了。“醇亲王病重！”他哽咽着说，“恐怕靠不住了。”说完，泪下如雨，而喉间无声。
翁同龢亦陪着掉眼泪，可是他无法安慰皇帝，此时唯一能安慰皇帝的，只有一道命皇帝亲临醇王府视疾的懿旨。翁同龢曾经想联合御前大臣，请这样一道懿旨下来，看看沉默的多，附和的少，他亦只有暗地里叹口气作为罢论。
不过，他到底是师傅，在大关节上的辅导是不会忽略的，特地检了一篇文章进呈。这篇文章名为《濮议》，是宋朝大儒程颐所撰，论宋仁宗的侄子濮王继承大统以后，对于仁宗及本生父应如何尊崇？提醒皇帝，醇王果真薨逝，他应该如何节哀顺礼，有以自处。免得引起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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