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看着他们父子拉住不放的手。荣寿公主赶紧插进去向慈禧太后说道：“老佛爷请外面坐吧！让七叔好歇着。”
“啊，我倒忘了。”慈禧太后向醇王说道：“你安心静养。
姓凌的倒象看得对症，倘不合适，我叫太医院再派人。”
醇王与家人都巴望着慈禧太后能派薛福辰或者汪守正来诊视。薛福辰不次拔擢，现任顺天府府尹，慈禧太后稍有不适，就要传召他入宫诊治。汪守正在天津当知府，召入京来，亦很方便。然而她就偏偏不肯派这两个医术名震海内的官员为醇王疗疾，不知用意何在，亦就没有人敢贸然开口请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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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适园一共逗留了三个钟头，跟醇王相见四次之多，只是每次相见，不过一盏茶的功夫，而且沉默的时候居多。就是交谈，不过翻来覆去那几句话，一个劝醇王安心静养，一个劝皇帝要听话，要用功。只有最后一次，当皇帝将回銮到病榻前作别时，醇王才说了一句紧要话：“别忘了海军！”同时将去年出海巡视之前，慈禧太后所赐的一柄金如意，交付了皇帝。
醇王的心事，也是委屈，都在这句话上。老早他就托庆王奕劻，转告当朝少数比较正直的王公大臣，请大家体谅他的苦衷，昆明湖换了渤海，万寿山换了滦阳。意思是大办海军变成大修万寿山下、昆明湖畔的清漪园了。如今清漪园的工程，至多半年就可告成，而且已由慈禧太后决定改名为颐和园。醇王的这句话，不妨视为遗嘱，意思是颐和园一落成，还得设法将海军扩充整顿起来。不过，他是不久于人世了，这番心愿，期待皇帝为他实现。而将慈禧太后所赐的金如意转付皇帝，又不仅寄予祝福之意，而是提醒皇帝，倘或有人谏阻海军的扩充，不妨抬出慈禧太后来作挡箭牌：大办海军，原是奉懿旨办理。醇王巡海，蒙赐金如意，就可想见慈禧太后是如何重视其事？
皇帝虽约略能够领会醇王的深意，却无宁静的心境去深思，因为病势又见沉重，脉案措词简略：“食少神倦，音哑气弱，竭力调治。”大有聊尽人事之意。用的药是生地、地骨皮、天门冬、麦冬，都是润肺清火的凉药，当然亦有人参、白术之类扶元气、健脾胃的补剂，但分量不重，无非点缀而已。
慈禧太后由血崩而成骨蒸的一场大病以后，亦颇识得药性了，加以李莲英从各处打听来的消息，亦都说醇王危在朝夕。一旦薨逝，当然要另眼相看，虽非大丧，亦不应与其他亲王的丧礼相提并论。因此，慈禧太后特地召见军机，专谈醇王的生死。
一提到醇王的病，自都不免黯然，“看样子是拖日子了。”
慈禧太后感叹地说，“不过时候可真是赶到不巧！”
礼王世铎不知她是何意思，照例只答应一声：“是！”
“醇亲王万一出事，皇帝当然要穿孝？”
就不谈生父，以胞叔而论，皇帝亦应穿孝，所以世铎又答应一声：“是！”
“是不是缟素？”这话就使得世铎瞠目不知所对，回头看一看许庚身，示意他代奏。
“皇太后圣明。如醇亲王之例，本朝还是创见。万一不讳，皇上以亲亲之义，丧仪恤典自然要比别的亲王不同些。将来再请懿旨，交礼臣悉心研商，务期允当。”
“不错，总要比别的亲王不同些。此刻也无从谈起。”
略停一下，慈禧太后又自问自答地说：“怎么说时候赶到不巧呢？皇帝大婚，该要定日子了，倘或立了后，定了吉期，醇亲王倒出了事，皇帝有服制在身，怎么办？”
“皇太后睿虑周详，臣等不胜钦服。”许庚身不管世铎，只顾自己直言陈奏：“大婚是大喜之事，自然要慎敬将事。”
“你的意思是，看看醇王的病情再说。”
“是！”
慈禧太后环视诸臣，征询意见：“你们大家可都是跟许庚身一样的意思？”
大家都不肯轻易开口，最后是世铎回奏：“请皇太后圣衷独断。”
“我也觉得再看一看的好。喜事丧事夹在一起办，也不合适。”慈禧太后说道：“我本来打算年内立后，现在只好缓一缓了。缓到明年春天再说。”
“是。”许庚身又答一句：“春暖花开，才是立后的吉日良辰。”
这一下倒提醒了慈禧太后，决定喜事重重，合在一起也热闹些，“暂时就定明年四月里吧！”明年四月是颐和园落成之期。她说：“但愿醇亲王那时候已经复元了。”
这是一个希望，而看来很渺茫。但如醇王不讳，皇帝穿孝是一年的期服，那么明年四月立后，后年春天大婚，孝服已满，亦无碍佳期。这样计算着，大家便都要看醇王是那天咽气？
在都以为醇王命必不保的一片嗟叹声中，却有两个人特具信心，一个是御医凌绂曾，主用与鹿茸形似而功效不同的麋角，以为可保万全。但其时已另添了两名御医庄守和、李世昌，他们都认定醇王肺热极重，主用凉药，对于热性的补剂，坚持不可轻用。
另一个是在京捐班候补的司官，名叫徐延祚，就住在翁同龢对门，有一天上门求见。翁同龢听仆役谈过此人，久住上海，沾染洋气，平时高谈阔论，言过其实，举止亦欠稳重，“不象个做官的老翁”，因而视之为妄人，当然挡驾不见。
“我有要紧话要说，不是来告帮，也不是来求差的。请管家再进去回一声，我只说几句话就走。”
“徐老爷！”翁宅总管答道：“有要紧话，我一定一字不漏转陈敝上。”
“不行！非当面说不可。”徐延祚说：“我因为翁大人是朝廷大臣，又是受醇王敬重的师傅，所以求见。换了别人，我还不高兴多这个事呢！”
翁宅总管无奈，只有替他去回。翁同龢听徐延祚说得如此郑重，便请进来相见。徐延祚长揖不拜，亦无寒暄，颇有布衣傲王侯的模样。
“翁大人！我是为醇王的病来的。”徐延祚开门见山地说，“都说醇王的病不能好了，其实不然！我有把握治好，如果三服药不见效，甘愿领罪。”
这种语气便为翁同龢所不喜，冷冷地问一句：“足下何以有这样的把握？”
“向来御医只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大病请教御医，非送命不可。慈禧皇太后不就是薛府尹、汪明府治好的吗？”
“请足下言归正题。”
“当然要谈正题。”徐延祚说，“我看过醇王的脉案，御医根本把病症看错了。醇王的病，如叶天士医案所说：‘悲惊不乐，神志伤也。心火之衰，阴气乘之，则多惨戚。’决不宜用凉药。”
翁同龢悚然心惊。病根是说对了！然而唯其说对了，他更不敢闻问，不再让他谈醇王的病，只直截了当地问：“足下枉顾，究竟有何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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