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各大图书馆或者博物馆中还是有不少的《新青年》刊物保存下来的，但要说完整的保留了一整套11卷，共63期《新青年》，貌似杨靖知道的就那么极有限的几个人。当然，或许有的藏家手中还保留有一整套的《新青年》，但既然没有公之于众，那就足以证明这套刊物的珍贵之处了。
其实这套刊物到底值多少钱无所谓，关键是这套刊物的历史地位太重要了。
说个毫不夸张的话，这套刊物在后世的存在意义，绝对远远超过了那五页宋蜀刻！
这可是华夏新文化运动和思想的启蒙刊物啊，你说重要不重要？
陈独绣、李大召、曲秋白、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茅盾、高一涵……无数耳熟能详甚至是如雷贯耳的名人，都在这套刊物中留下过笔墨，就连太祖爷当年也写了不少的文章发表在这份刊物上！
你说这套刊物厉不厉害？你说这套刊物重不重要？
“SO，这套《新青年》必须要拿下！”杨靖心中默默地想道。
虽然有了这个决定，可杨靖还是有些不明白这么珍贵的刊物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而且还是一摞一摞出现的，就好像是原本珍藏这套刊物的博物馆或者图书馆因为搬家而清理出来的呢。
“嗯？博物馆搬家？”想到这里，杨靖的脑海中忽然冒出了一段记忆。
杨靖曾经看过一段堪称神话故事一般的文献资料，说的就是有关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潘家园，曾经疯狂的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珍贵文献资料、古旧书籍、珍贵手稿的现象。
这段资料是来自于燕京的著名收藏家王锦昌先生，他在一本回忆录中曾经写到过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淘那些珍贵的手稿、文献资料的事情。
据王先生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杨靖现在穿越的这个年代，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忽然之间就出现了很多珍贵的名人手稿、文献资料、刊物、古旧书籍。有一次王先生从潘家园买下一大麻袋信札资料，在往汽车上装时，看车师傅很为纳闷，就说这一麻“破烂”才能卖多少钱，而你今天停车费就十块钱啊！回到单位，新换的门卫看他穿戴不整，手里又提个破麻袋，说什么都不让进院。后来出来个同事解释说是单位的领导，门卫惊讶万分，嘀咕道“那他咋捡破烂儿？”
其实别人哪儿懂啊，这“破烂”里蕴藏着深深的文化和历史。
捡了20多年的“破烂”，王锦昌成了名副其实的“财主”。如今他拥有太祖爷、周总理、陈云、李先念等政治名人手迹，而像陆定一、周扬等文化名人的手稿更是数不胜数。他收藏的“重中之重”是现代革命史的资料，拥有1000多件革命文物，譬如大量的中华苏维埃、华夏工农红军时期的苏区文件、早期党报、党刊，有红军家信、军政的信函等。
“很多人收藏明清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值钱，一拍卖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但我觉得收藏我党的历史很有意义。”这是王先生亲口曾经说过的话。
而事实上，在文化拾荒者的这个圈子里，王先生还算不上是“BOSS”级别的大能，真正的大能是大名鼎鼎的赵庆伟赵先生。
在潘家园、在燕京，甚至在全华夏，一提起赵庆伟这个名字，只要是搞手稿、刊物、文献资料收藏的人士，都会竖起一根大拇哥来夸赞这位文化拾荒者圈子里的传奇人物。
这位赵先生收藏绝招是在燕京各大废品站和清洁工中发展“线人”。他最为得意的董其昌册页就是通过线人得来的。据说有一线人发现一户人家处理的旧书比较值钱，赵先生感觉这不是普通人家，叮嘱线人时刻留意，一张纸片也不能漏掉。这家人搬家时，线人帮他买下这家所有废品。当赵庆伟看到废品中那本黄花梨木作封面的册页时眼睛都直了，竟然是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的手稿真迹，价值逾百万元。
其实这只是赵先生搞文化拾荒事业中的一个趣事，赵先生搞了将近三十年的文化拾荒，光是通过这个行当，他就收藏了上千万页的各种珍贵手稿，其中不乏有鲁迅、茅盾等著名学者的手稿。
在文化拾荒者这个圈子里，这位赵先生就是最顶级的大能。
而造成在这个年代忽然出现大批珍贵手稿、文献资料的原因竟然简单的出奇，也让人深感不可思议和无可奈何甚至是悲哀。
原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潘家园旧货市场、琉璃厂以及报国寺等燕京古玩市场上忽然出现大批珍贵手稿、文献资料的原因竟然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燕京的各大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各大机关搬家时，遗弃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被遗弃的资料全都进了废品收购站，然后被贩子们买出来又拉到这些古玩市场出售。
巴金《真话集》序言、钱钟书《管锥篇》等手稿，便是如废品一般流出中华书局。
而在2003年，《文艺研究》杂志社清理出33箱东西，不让开箱验货，一口价3.3万元。当时赵庆伟先生获悉后果断的以3万元买下。开箱以后，他惊喜地发现箱箱都有名人手稿，那些泛黄的纸片上都是李可染、石鲁、范曾、吴冠中、冰心、李可染、王蒙、夏衍、黄永玉等大家的手迹……
还有，在九十年代，燕京的图书馆开始搞电脑检索的时候，又扔掉了一大批，有一个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居然扔出了整套的五四时期创刊的《新青年》，而保留当今的《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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