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而且肯定有些人会觉得，即使他们不说话秋云山的罪行也足够枪毙了，于是就没说话。”民兵队里另外一个姑娘也说道，“他们肯定觉得，既然说话有风险，不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倒不如不说。”
“要不，咱们再统计一次乡亲们受迫害的情况？”张兴满问道。
“不行、不行。”队里一个小个子的姑娘很快便说道，“群众大会上统计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要按照受害程度分东西，而现在如果再统计，大家肯定都会往更严重的方向说，没有的也要说成有。这样就不真实了，而且如果出现了更多的第一、二、三级，东西也不够分。”
“那……可是原先的记录也不算是真实的啊。”另一个姑娘说道，“应该做一次更接近真实的统计。”
还有人要提出别的办法，力图使得统计更加接近真实，然而多数办法怎么听都怎么觉得不靠谱。而那些少数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办法却大多过于复杂，操作起来实在太困难了。民兵队无论要做什么事儿，想要群众配合都只能靠劝导而不能强迫，自然没有从前伪村政府强制命令群众来得效率更高。
最终李有河说道：“咱们还是就按照群众大会上的记录来。”
她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声讨秋云山是需要勇气的，敢在别人面前说出反对秋云山、反对封建统治和伪军的话的，都是比较有革命意识的，他们理应得到鼓励。而那些受了迫害却不敢说的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胆怯而蒙受一些损失，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能让积极革命的人和不积极革命的人都得到相同的结果，否则谁还愿意积极参与革命呢？
这个理由算是比较让民兵队员们信服的。于是，等到乡亲们大多吃完午饭而重新在秋云山家门口聚集起来，民兵队便宣布了这个分东西的规则，并且安排受到不同级别迫害的乡亲们一批一批地进入院子去挑拣东西。
叫到第二批的时候，负责念人名的那个民兵队员叫了秋穆的名字。
秋穆觉得奇怪，过去问道：“我怎么会在第二批里？我应该算是第三级吧？”
她挨过秋云山不少打，但却没有致残，的确应该算是第三级。
然而民兵队长走过来，对她解释道：“你虽然没有落下残疾，但却是在征兵时被弄去顶替了秋云山的。那时候你有很大的危险死在战场上，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能算是第二级。况且你现在也很缺东西。”
秋穆不禁觉得有些尴尬。她的确缺着各种东西，但她之前也并不打算在丘阳多作停留。然而现在这位民兵队长的言语之中，仿佛她是要以后都在丘阳生活了一般。可是秋穆的确也不太好意思说自己不想多呆，而且内心里觉得她也实在不太好在这儿还需要一个会计算、写字快的人的时候走掉。
这时候，她不禁想到，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她应当是主动为这个世界做些贡献的。原先秋穆是觉得这地方不用不到她，才没打算在丘阳多呆，然而现在看来，这里非但不是用不到她，反而是很需要像她这样能做记录和计算的人的。而且这里对于她的记录计算才能的需求是急迫的，相比之下，分子钟小组反而并不是很急切地需要她回去——毕竟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已经发表出去，亚历山大、格蕾塔、帕维尔和埃德加在莫斯科，无非也就是应付一下儿别人对他们工作的评估而已。
如此看来，秋穆反倒应当留在丘阳，而不是回到莫斯科。
于是秋穆点了点头，答应了张兴满：“行，那我跟着第二批进去了。”
第二批受迫害的人因为致残的缘故，基本上也都是家属或是其他亲友代替去挑物品的。秋穆跟着他们走进秋云山家的院子，以为那些最贵重的东西都已经被第一批的人挑走了，然而真正看到那些东西才发现，甚至连那两头驴、一头能产奶的黄牛都没有被挑走，第一批来挑东西的人，似乎只是拿走了一些小件儿的、价值也不算高的东西②。
注释：
①这个分配方案大体上参考了《翻身》中对张庄反奸运动分“果实”方式的记录。
②同样来源于《翻身》中对张庄反奸运动的记录，许多人害怕蒋军队回来而对参与革命的人进行报复，不敢拿那些容易被认出来的、大件儿而价值高的物品。
☆、第十三章：锄头
因为第一批的人没有拿走那些最贵重的东西，搞得秋穆也不好意思拿那些东西，并且似乎第二批进来的其他人也小心地避开了那些东西，仿佛那些牲口、大车、金银首饰和值钱的绸缎衣服上附着诅咒一般。
秋穆想了片刻，便明白过来他们是害怕拿了那些东西，在国民党军回来之后会被当做报复的靶子。毕竟，像是秋云山这样的地主，原先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她曾经在丘阳仗着权势作恶，与国民党的故意放任是脱不开干系的。
因此，她不禁觉得自己可以随便挑一件价值高而显眼的东西，也好让那些乡亲们看看，还是有人不怕报复的。
然而秋穆瞧了瞧地上摆着的那些值钱的东西，却觉得那些玩意儿事实上都没什么用处。她究竟要一块机械手表或是一只镶玉石的金镯子有什么用呢？而至于大车①、石磨之类的大件儿工具，她就算拿来了也没地方使用。能有一头牛倒是不错，至少可以挤牛奶喝，但牛还得吃草料；驴也一样。秋穆可从来没学过如何照料牲口。
看来看去，秋穆最终还是看中了一把崭新而结实的锄头。丘阳的农民耕种最常用的工具就是锄头，几乎在农业种植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用到它。秋穆觉得，如果她想要长期在丘阳住下，就必须得参与劳作，那么这把万用的工具肯定能派上用场。
于是她拿了那把锄头便出去了，正好碰到李有河。
李有河看见她手里拿的东西，奇怪地问道：“秋会计，你怎么拿了个这玩意儿？”
由于秋穆在民兵队里都是做些记录和计算的工作，民兵队员们逐渐都开始管她叫“会计”了。
秋穆笑了笑说道：“我寻思着，也就是锄头对我最有用了，正好看见那儿有把还不错的，就拿上了。”
“你怎么不拿那些更值钱的？”李有河压低声音问道，“你不是说那块儿手表值五百斤粮食么？”
“我拿手表没有用处啊。”秋穆解释道。
“管它有用没用。就算自己不用，拿去卖了也好。”李有河好心劝道。
“那多麻烦。”秋穆平和地说，却又对她笑道，“反正我现在住在你家里呢。”
这句话仿佛是一根针，轻轻地戳了一下儿李有河的内心。她不知道秋穆究竟是什么意思，却竟然有点儿脸红起来。
秋穆倒是没当回事儿。她在莫斯科遗传研究所的时候，对待帕维尔和埃德加一直都是类似的态度。
第二批挑东西的人很快也都挑完出来了，而后第三批进去。等到他们都出来了之后，民兵队清点了剩下的东西，发现那些估价超过一百斤粮食的东西一大半儿都无人问津，只有一些小件儿的首饰被那些爱美的小夫郎们挑走了，剩下但凡是有点儿大或是有点儿显眼的，都如初地摆放在那儿，似乎连碰都没被人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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