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的村长听说之后，却是有些无奈地解释道：“咱们村公所默认的所有干部都是‘较差’，外面公示的也是这样。虽然元品她们算是中农，理论上不应该划成‘较差’，但这也没有群众提出来过，所以也就这样了。”
“是谁这么决定的？”秋穆问道。
“不知道是谁，应该是某个队员吧。”张兴满说道，“我觉得那个划分的人可能没太多想。因为村公所的干部大多是民兵队出身，民兵队之前又是贫农占绝大多数，所以就直接划了，没管太多。”
“这样怎么行……得赶紧纠正回来呀。”秋穆说道。
可是张兴满却说道：“分配方案已经确定了，东西也发下去了，即使再收回来，也不好再分了。”
她停顿了一下儿，又说道：“其实真正多分得比较多的，也就是元品家。但元品已经反映了这个情况，并且把她家分到的所有东西都送给邻居的几户贫农了。”
王元品的确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民，而且她原本便不贪心，当了副村长之后就更加无私了。但民兵队里有些队员可并没有她这么无私。
秋穆也觉得再把东西追回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对张兴满说道：“兴满，那今天开例会你得说两句，工作可不能这么马马虎虎地做。群众的情况要搞清楚，干部的情况也得弄明白啊。”
张兴满点了点头：“划分都是民兵队来搞的，之前元品来找我时，我已经让福山去批评她们了。会上再强调一次，以后应该不会犯了。”
之后村公所开例会，张兴满首先便提到了这个问题，点名批评了负责划分的那几个民兵队员。那几个姑娘也明白了自己的工作失误，坐在那儿哑口无言，羞愧得脸都红了。
然而民兵队员王无草却站起来说道：“我倒觉得这样划分没问题。不都说贫农是先进的嘛，那‘较差’类也应该是先进的。如果连干部都没法划到先进的类里面，那让群众还怎么相信村公所？”
她这么一说，下面倒也有几声附和。王无草向来都是民兵队里的积极分子，又有人支持，反对张兴满的意见便更有底气了。
秋穆被她这个理由逗笑了，忍不住说道：“无草，谁跟你讲‘较差’是先进的了？这是按照各家的物质条件划分的大类，哪有什么先进不先进之分。”
“哎，秋会计，你这么讲可就不对了。”王无草倒也不急，“咱不都说贫雇农是先进的阶级吗？能被分到‘物质条件较差’的都以贫雇农为主，那不就也是先进的了吗？”
“说贫雇农是先进的阶级，是因为贫雇农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助于形成革命的思想。”秋穆解释道，“也就是说，是原本客观的家庭条件和生活方式促使了贫雇农具有革命性，而不是说先进的人一定要当贫雇农①。再者，谁说不是贫雇农的就不能先进了？元品就是中农，可你们谁能说她不先进？”
她这番话说完，其他人都沉默了几秒。而后王无草说道：“哦……原来是这样。我以前还觉得奇怪呢，要是只有贫雇农才能先进，那如果好好种地成了中农，岂不是反而落后了吗？②”
她这个例子提得很好，很快原先对于革命的理论了解不深的干部们都纷纷点头称是。看来贫雇农最先进也不是绝对的，只能说贫雇农这个阶级最先进，而不能说每个贫雇农的个人都比其他阶级的个人先进。
进而，大家又讨论了一番究竟什么样才能算先进，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人如果原本是贫农，靠自己比别人更努力，多打下粮食买了地成了中农，那是先进的方式；然而若是靠给地主汉奸当狗腿子，搜刮群众得来钱买了地，那就是反|动的方式。同样，如果原本是中农，自己不努力种地结果成了贫农，那也不能算先进，反而应该算懒惰；而如果是因为被地主汉奸剥削迫害而失去了地成了贫农，那就可以算是真正进入了一个先进的阶级了，但至于她个人先不先进还不能定论。
这次的讨论算是解决了大家的一个重要的困惑：革命不是为了让大家都当名义上的贫农，反而是要让贫农都翻身。什么时候村里的贫农都成了中农、不受剥削了，什么时候革命的这一阶段就算是真正成功了。
只是分错的农具最终还是没有收回来重新分配。虽然负责划分的那几个民兵队员羞愧地承认了错误，但那些多分了农具的人除了王元品之外，却都没有任何表示。或许她们觉得划分错了是那几个姑娘的责任，而她们多拿到了几把锄头、耙子，只能算是运气好罢了。
注释：
①虽然总体而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对于个人而言，其思想相对于其阶级属性是有变动的余地的。正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有许多属于封建贵族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另外，由于生产资料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中农是兼具保守性（反|动性）与革命性的，所以在1931年的土改路线中指出，要“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而不能只走贫农路线。
②根据《翻身》中的记载，这也是当时困扰过张庄革命者们的问题。
作者有话要说： 秋穆[吐槽]：“较差”听着就不好听，谁说这是先进的标志了？
☆、第四十七章：新生活
借着分发新农具的高兴劲儿，李福山和桂圆举办了婚礼。
这婚礼本身挺简陋的，没有炮仗，没有一箱一箱的嫁妆，也不像那些富贵人家还能请人来表演，甚至所谓的花轿就是一辆借来的大车系上几条红绳子，拉着新郎沿着村里的主路走了一趟。新郎虽然挺漂亮的，可身上穿的衣服却很普通，甚至只有一件褂子是红的，连裤子都不是红的。
不过这次婚礼的热闹倒是完全弥补了排场的简陋。所有村公所的干部都到场了，并且好多和李福山住邻居的乡亲们也参与到了其中。无论婚礼的司仪说什么，大家都欢呼鼓掌，这声音大得完全盖过了司仪的声音，后面许多人都听不清楚前面到底在说什么。
之后大家就到专门摆好的长桌旁，一起吃婚宴。那长桌是挨个到乡亲们家里借的桌子拼成的，而婚宴也不过就是些玉米面儿的饼子、菜团子和一些时蔬野菜之类的东西。然而大家吃得高兴，还喝了些村里的男人自己酿的玉米酒。
这种自制的酒在秋穆喝来真是一点儿酒精含量都没有，顶多算是有点儿酒味儿。她之前在莫斯科倒也没太喜欢喝酒，但现在却有点儿想念研究所超市卖的玻璃瓶伏特加起来。
不过客观地讲，能喝上些酒在丘阳是很难得的。对于丘阳的普通农民而言，家里打下来的粮食连做饭吃都不够，很少有能省下来酿酒的。能经常喝上酒的也就是地主、富农家了。
等到大家吃完了、喝完了也闹完了，该把一对新人送进洞房了，李福山突然拉着桂圆站到大家面前，严肃地说道：“我要说一件事情。他是我的新婚夫郎，是贫农何高山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何小花，以后请大家叫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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