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切干扰革命正常进行的阻碍，都是解放区下派的干部帮助王家营村民兵队解决的。
分析这一切事情的根源，还是在于宗教问题。之前民兵队简单地将天主教会的叛徒行为、剥削行为和利用教义蒙蔽教民的行为混在一起，都说成是天主教会的罪行。这很容易引起普通教民的不满，因为至少在普通教民看来，他们信奉的教义是没有错的，如果民兵队攻击“上帝”，那肯定就是民兵队的错误了。
而解放区的干部来到王家营村之后，说明了在反奸运动中只应该控诉天主教会参与通敌行为的事实。就此民兵队改变了反对天主教会的方向，只揭露教会的叛徒行为——这是王家营村上上下下众所周知的④。
并且，解放区的干部也向群众表明，坏的不在于“上帝”，而在于这些蒙骗大家的“上帝代言人”。尤其是在有人揭露王家营天主教会权力最大的一个神甫暗地里和已婚男子通奸的事儿之后，村里无论是不是教民都开始对天主教会的上层感到失望了。
一旦普通教民把真正的宗教信仰与行为不端的教会区分开，王家营天主教会也就丧失了群众的支持，就此快速地土崩瓦解了。王家营村也因此顺利建立起了村公所。而王文湖组织的反|动团伙虽然依旧企图煽动群众反对革命干部，也由于缺乏占群众一半儿以上的贫雇农的支持而没有成功，反而他们的秘密集会地点还被群众举报，因此被当作汉奸逮捕了。王文湖和她手下几个主要的组织人员在反抗中被打死。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王文湖的这个团伙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汉奸”。他们没有叛国，而只是企图扰乱秩序而阻碍革命，然而当时对于这种行为还没有别的定罪，而只有汉奸一种罪犯是已知可以依法逮捕的。而王家营村公所原本也没有打算把王文湖等人处决，但民兵队在追捕该团伙成员的时候显然有过火行为，从而导致了王文湖等五人的死亡。
在这个反|动团伙里，来自丘阳村的王一贵也在追捕过程中被王家营民兵队“意外”打死，而高从爹则由于当时缺席了集会而没有被发现。
不过即使丘阳的人在王家营村被打死了，并且还是由于王家营民兵队的过火行为，丘阳的干部们也没有觉得多么生气，反而多数人似乎还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可以部分体现丘阳干部已经有了一定的守法意识，懂得不能偏袒自己村的人，但同时这种守法意识还不完全，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王家营民兵队的过火行为也是违反法规的。
注释：
①“剥削会”：《翻身》中记载张庄群众管张庄天主教会属下的“进行会”叫做“剥削会”，主要因为该组织在村里与地主联合放高利贷，并侵吞普通教民的土地与财物。
②除了《翻身》中记载了张庄天主教会剥削普通教民之外，《西行漫记》中还记载了长征过程中红军在伊|斯兰教地区帮助普通教民反抗垄断宗教权力的宗教领袖，同样体现了即使是在宗教组织内部，上层与基层的矛盾依然明显。
③这一事实通常被称为“转嫁矛盾”。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前社会，将实质性的阶级矛盾转化成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甚至是性别矛盾、取向矛盾等，以此来宣泄群众的压力，这种玩法实在是屡见不鲜。
④当时日军侵略中国农村地区时，为了维持日军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往往会与该地区最有权力的组织与个人进行联合。所以会出现日军支持当地地主、与宗教组织联合以及帮助他们建立伪村政权的现象。
作者有话要说： 终于到“主线”剧情的[清算运动]了！
天知道在下卡“支线”剧情和言情线卡得多烦……
☆、第六十四章：什么是剥削
自从王家营村的天主教会被揭发有通敌罪，天主教就在王家营村的群众中失去了市场，原先的那座教堂——那是王家营村最高大的一座建筑了——也被作为了新村公所的办公用地。这次干部大会就要在那里召开。
由于丘阳算是离王家营比较近的村子，丘阳的干部要在开完会之后回自己村，所以那边儿并没有给秋穆他们安排住宿。等到那些比较远的村子的干部都到齐了，大会也就在王家营天主教堂的大厅里召开了。
来自各村的干部们坐在从前教民听讲的木制长椅上，而区里下派的三个干部则站在从前牧师所站的讲台上。有些干部对这座高大气派的砖石建筑感到好奇，他们所自的村子可能贫瘠得连和这一半儿大的砖石建筑都建不起来。
秋穆对于这天主教堂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她之前虽然很少去天主教堂，但却去过不少东正教堂①，而她去英国交流的那一年，也见识了英国新教②的教堂——严格来说，那也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堂了，而只是一些可供宗教集会的小建筑。然而王家营村的这座天主教堂建得比其他农户的房子大得多也精美得多，不得不说是体现了之前天主教会在王家营的势力之大、财富之多。有人说天主教会是王家营村“最大的一户地主”③，这话一点儿也不过分。
区里下派的三个干部，首先向各村的干部们介绍了自己。那个瘦高个儿的叫刘四海，体型稍胖一脸笑容的叫闫洛升，而那个肤色比旁人略黑、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叫陈连克。这三个人看上去也都是二三十岁的模样，和底下各村的干部差不多年纪。她们都没说自己在区里是什么职位，而来自各村的干部也没人问。
一上来，那个叫刘四海的干部便直接进入正题，讲了几句之前反奸运动取得的成果和问题，而后便说，虽然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反奸运动大体上已经取得了成功。然而接下来要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还得真正推翻封建的统治、挖掉封建的老根。
由于地主是封建统治在农村地区的主要代表，干部们便首先分组讨论了他们对地主的看法。丘阳的干部并没有自己分成一组，为了能够与别人多交流，张兴满、李有河、王无草和秋穆分到了和另外六个来自河头村的干部一组。
一提起地主，那些从前受过迫害的人们都很有得可谈。通过交流，秋穆发现河头村的地主和丘阳村的也差不了多少，都干过那些放高利贷、做假账、动用私刑、霸占穷人的儿子之类的事儿。
河头村的一个姑娘说道：“还有老早以前就说要减租④，结果我们那片儿的地主一直也没减过。她爹的，当别人都看不到不成？”
“不光你们河头村，我们也没减啊不是？”王无草也说道，“咱去问问，真正按要求减租的地主有几个？收租子放高利贷可是他们的‘天性’，没有点儿强制的办法，谁会听咱的？”
张兴满之前学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是说道：“按道理来讲，地主都不应该收租。你想想，那地是真正种地的人来种，用的也是种地的人的工具和种子，如果地里旱了涝了，还得由种地的人操心。而地主除了手里拿着一张地契之外什么也没贡献，凭什么还能拿到四五成产出的粮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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