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目前世界破伤风平均致死率为10%（包括接受和不接受有效治疗的情况；数据来源：维基百科，该数字引用自一篇2012年的文章），但在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病人死亡率可高达20-40%，老人和新生儿患有该病的死亡率可更高。在本文设定中，由于卫生条件和营养条件都较差，新生儿存活率本身就处于较低水平，再同时患有破伤风，存活率很可能降至极低水平。
④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农村生产方式下，牛、驴等牲口是非常重要的耕地劳力来源，无论对于地主还是平民都是如此。
☆、第七十七章：划分
王高从的个人婚姻问题是农会不关注的。或者说，即使在这方面她有什么困难，农会会员们也会认为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必要，因为对于目前村里大多数的二十岁姑娘而言，有饭吃有衣穿、能好好过个年才是头等大事儿，结婚与之相比根本排不上号儿。
作为村里的贫农会员，秋穆和李有河、张兴满她们都参加了农会的会员大会，而王高从在一再要求之下也被允许到会旁听了，而且还占了一个挺靠前的位置。站在她旁边的人多少都对于她的这个位置有些不满，然而农会主席沈见宝解释了，由于现在要对村里的地主进行分类，王高从作为“较好”的那类的代表，也应该到场参与评判。
挨个儿讨论是从家里拥有土地的多少来排序的，首先被拿出来说的便是村里的第三大户地主高显峰。
她的名字一被提出来，便有许多会员举手要抢着发言。而这回发言，最初根本没有人提到高显峰组织慈善会的事儿，虽然组织慈善会绝对是村里最了解她的事情。会员们——尤其是那些从前是贫雇农的会员们——根本不觉得那算是一件善事，因为高显峰从中捞到的钱财实在太多了，严重损害了这个慈善组织原本应该用于帮助穷人和孤寡老小的部分。
大家发言说高显峰做过的事儿，几乎全都是坏事儿。就这么乍一听过去，根本不用仔细记录便能知道，这个叫高显峰的三十四岁地主在她当家的十一年里，就因为多收地租、放高利贷、强行抢夺等等导致了十多个长工、佃农①或贫农饿死，还强迫过一个贫农的儿子和一个中农的夫郎。
农会中的年轻人们气愤地指责高显峰干过的坏事儿，而那些身为死者亲属的会员们一边说着一边又流着眼泪。在之前受人剥削压迫的时候，这样死去亲人的事儿都是司空见惯的，可这并不表明人们已经麻木——只不过之前被那些所谓“天经地义”的旧秩序所蒙蔽，他们连公开、占理地谴责压迫者的自由都没有，而到了现在，他们终于有这种自由了。
秋穆对于高显峰这人谈不上有多了解，听大家罗列她做过的坏事儿，让她不禁以为高显峰是和秋云山没什么差别的、丘阳最邪恶的地主。之后要投票的话，她肯定会把高显峰投到“秋云山类”。然而当农会会员们把她干过的事儿都说完了之后，再进行投票，投票的结果却显示，几乎村里九成的人都认为高显峰应该被分到“王高从类”。
这让秋穆感到非常惊讶：一个至少害死过十多人的家伙怎么能被归到“较好”的那一类？而且她丝毫不相信王高从曾经害死过那么多人。
对此，李有河向她解释了：“王高从当家还不到三年，而且她和别的那些地主相比太年轻了。所以农会评判究竟是哪一类，是按照王高从她娘当家的时候算的。”
可是即使如此，秋穆也感到十分惊讶。王高从的母亲当家时害死过那么多人吗？秋穆很难相信王高从是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毕竟虽然之前她还带着点儿地主出身的自私狡猾，但现在基本上已经和普通的上中农②出身的姑娘差不多了，顶多是有点儿投机的倾向罢了。
不过，秋穆仔细想想，其实那些害死人的地主恐怕在平时生活中也不会是什么疯狂、恶毒的人。他们通常迫害平民的方式并不像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样凶狠，反而只是以平和、规范化的方式收过高的地租、收过高的利息。
如果有人交不出来地租和贷款，他们也不会像那些地痞流氓一样亲自动手，而是十分“绅士优雅”地叫来民团村警，以所谓“规则”的名义剥夺那些穷人仅有的粮食、衣物和土地——由此也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正在做这些事儿的地主们恐怕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什么邪恶的坏事儿，而是觉得他们在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规则”行事，是“天经地义”的。
这才是真正的可悲，作恶的人甚至都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在作恶。他们只是按照旧社会的“规则”行事，而那所谓的“规则”才是导致一切邪恶的根源。
最终那些认为高显峰应当属于“王高从类”的农会会员们用对比的方式说服了绝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人。除了两三个因为高显峰害死他们家人而对她个人愤恨万分的会员之外，大家都同意了高显峰应当属于村里地主中“较好”的那一类。
而后按照这样的程序，农会将高显峰的夫郎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也进行了划分。就像高从爹和王高从的“性质”不同一样，农会会员们认为即使是同一家的人，“性质”也会有所差异。
不过这种划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任何一个地主的家里“家长”都只有一个。男人和年少的女孩儿都是不当家的，所以要真说起来他们干过的事儿，无论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大家都说不上来什么，因此很难判断他们究竟是冥顽不化的地主制度支持者，还是仅仅因为出生在地主家里而不得不接受剥削得来的财富。
因此，农会委员们又想了一个办法：由于地主的夫郎常常会帮助地主收租或是放高利贷③，所以这些男人还是大家比较了解的。所以，农会委员们认为，如果某个地主的夫郎没有参与或是基本没有参与收租或是放高利贷，那么就可以把他判定为“王高从类”了。至于他在家里享不享受剥削得到的东西，那并不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因为他毕竟嫁给了一个地主。而如果某个地主的夫郎参与了收租和放高利贷，那就应该把他和他妻主划到一类里，因为是否主动去帮助剥削是男人可以选择的。这样一来便可以快速划分那些地主的夫郎了。
而至于地主的女儿、儿子和老父亲（如果还活着的话），农会委员们认为应该对这些人进行适当的宽恕。那些年轻人的思想还有很大“改造”的余地。对他们不应当以惩罚为主，而是要以规劝、教育为主。而对于那些老人——尤其是老寡夫——大家还是比较有同情心的，至少没有谁非得想要给他们什么刑罚。何况谁都明白，就算放任他们，这些老寡夫也弄不出什么幺蛾子来，真正当家的权力还是掌握在那些身为“家长”的壮年女人手中。
根据这样的划分方式，虽然大家说起来都对地主迫害人的行为深恶痛绝，但最终村里剩下的二十七个地主阶级的人里，却只有三个真正划分到了“秋云山类”里，其余的二十四之中有十七个被划分到了“王高从类”，而剩下的七个人被认为是处于“秋云山类”和“王高从类”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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