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了摇头，连忙写道：“我不是听不到，只是听不懂，流程我都知道的，这个不会影响手术。”
他看完仍是一脸犹豫，一时没有再反应，我看了眼手术台上的患者，又看了心电图显示仪，心下又是着急，便再度抬脚往那边走去。倒是不意外他又拦住了我，我转头就要抓过本子再写，没想到被他避开。脸色有些难看地看过去，发现他正写着什么，便也耐着心等。
待本子再被递过来，我一看随即也心甘情愿地转身出了门，因为那上面只写着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去洗手。
能亲自做这个手术我着实是松了一口气，但这并不代表有我参与，手术会容易多少。胸腔打开后，我清晰地看到对面这个初相识的医师，又一次深深地皱起了眉头。猜想他应该是一个儿科的医师，对疑难杂症的了解多于我一个胸外医师，他这样的态度，让我心里有些没底。
大约是感受到了我疑惑的眼神，他不动声色地瞥了我一眼，随后摇了摇头，开始着手组织分离。孩子断裂的肋骨在心包以下，插入胸膜腔，离膈肌不过十几毫米的距离。影响呼吸是不可避免了，我立马转而开始调试起呼吸机，小心地顺利插了管。
那医师此时也已经完成了分离，接下来便是修补工作。对象是儿童的外科手术，我接触得并不多，因此处理得也着实生疏，不太对得起之前夸下的海口。考虑的这个孩子的特殊情况，为了避免他因基因缺陷带来修复能力的不足对愈后的影响，除了在受损部位，其他的点，我们也尽量做了消炎抗菌工作。
这样一来工作量自然是增加了，时间长了些，但好在手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我以此自我安慰着，到了休息室。进去时，观察到只有几个淋雨间有动静，想到自己此时是编外人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我只换了衣服，没有洗澡。
不知道是不是人事的同事忙得没有顾得上，我之前用的柜子，这时还没有被清理，我用得却难免有些心虚。出去时我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到了通道门口才反应过来一件严重的事——没有医师工牌，我并不能出门，甚至还有可能被监控的安保发现。
一想到事情可能会变得十分棘手难办，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退出监控区域，转过身看到空空的过道，却着实想不到该往哪走。心急忙慌地又抬步下意识的往休息室走，还没能再度进入，旁边男士休息室的门却突然打开了，随后唐生和廖佳磊并肩地出现在我眼前。
在这里碰到了唐生该怎么办？
这可能是我早在车祸发生的最初就开始考虑的事，比较不好意思的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出来，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个，我一直只知其面，不只其身份的丈夫。
大概人遇到这种事都会下意识地选择逃避，我迅速地转而盯着廖佳磊。在他被我看得露出些糊涂的样子时，心中终于有了打算，伸手拉住他的胳膊就往门口走去。
利用着廖佳磊的工牌，终于顺利地出了门，下了电梯我才放开他，期间他是不是说了话，具体说了什么，我全不知道。恍恍惚惚地向着门口走去，中途自然还是被他拉住了，我回头看着他，注意力高度不集中，以致于这样看了有一回我才愣愣地伸手指了指耳朵，告诉他仿佛在滔滔不绝的他，我听不到。
显然是理解了我的意思，他住了嘴，满脸的疑惑不解，完全不需要语言就能让我理解。我见状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表示并不想解释。事实上我，我也不能解释，耳朵的病，到底是心理上的问题，还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不知道；能不能治好，我更不知道，这显然又是一个我想要逃避的事情。
事情不会因为逃避得到解决，这是真理，但说出这句话的人，必定只是的旁观者，对于真正身临其境的人，逃避就像毒品之于瘾君子。以前，我是前者，现在，我悲哀地沦为了后者。
余光瞥到不远处电梯的门打开，仅看到一个白大褂的角，我便心慌得再也没能呆下去，甩开廖佳磊的手，飞快地便跑了出去，一路到了医院外的一跳窄巷子在住了脚，靠着墙喘息着，不能自已。兜里的手机振动起来，吓了我一跳，掏出来，一看上面闪烁着的号码，惊吓便更甚了。
我手指颤抖着挂了电话，一时间也动起了要关机的想法。犹犹豫豫地手指就要触到关机按钮，一条短信突然进来。
智能手机在信息阅读方面的改进有些时候也令人崩溃，我不用将其打开，短信的开头便出现在屏幕上端：“怎么走这么快？有事要告诉你，韩芊她……”
第一百二十五章 困于心牢
最后，我还是再度回到了医院，不为别的，只因唐生在短信中告诉我，韩芊苏醒了。
病房的位置，唐生也很贴心地在附在了短信中，我一路畅行无阻地到了病房门口，从进住院部大门到手握在门把上，预计用时不到五分钟。但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在就要推开门的那一刻，我还是没用的地顿住了。知道时机很不合适，但无法抑制地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开始思考，我对韩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
最开始，作为她残疾的丈夫的主治医师，我同情她，同时也欣赏她，寥寥两面，给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也因为这样，她会说：最信任的医师，是我。而因为她这句话，当然更多的也是因为之前的印象，无形之中，我自觉对她的责任，比对往常的病患，高了不少。
腰伤复发时，被逼着要住院时，甚至是低血糖晕倒后唐生劝阻时，我因着这份放不下的责任，没能做出理智的判断。我所有的愧疚，便来自于这里。
只是除了愧疚，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我现在才渐渐想通。
在大学入学的第一天，我与众多对医学怀有憧憬的同仁，站在广袤的蓝天下，认真而诚恳地宣读希波拉底誓言。说来惭愧，誓言内容，在若许年无数专业知识的堆积下，早已被我遗忘在了尘埃中。虽然这样，其中所倡求的公序良俗，自然早已潜移默化般，成了不可违背的准则。
只是偶尔，我好像也能想起，誓言的第一句曾要求即将作为医生的我，以自身判断力所及去践行我将所言。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我没有想过，在经理了那么漫长的实习期，在看过了，也接手了那么多的病患，到现在，我还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在刚恢复清醒全身都处于暂时的瘫痪状态时，在接受复健忍受着从四肢百骸传来的如蚂蚁噬咬般难耐感受时，在耳鸣让我口不能语时。我想到韩芊，便想到了这个问题。
小时候每每犯错，不管大小，周女士都会相应地惩罚我。她告诉我，有了过失必然就会有失去，没有你无缘无故夺取了他人的利益，却毫发无损的道理。我把这些苦难，都当做我任性逞强做手术的惩罚，自以为这样能让自己慢慢变得心安。后来发现，不过是我自以为罢了。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这个问题和浓浓得仿佛永远无法消失的愧疚一起，紧紧地如毒蛇般缠绕地着我的心。我对医院的眷恋越是深刻，心中的折磨越是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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