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念起天天，他用独一无二的手指，无数次地对我做过这种浮于普通肉欲上的诗化的性催眠，是的，像剥去层层迷雾直达爱的中心的催眠。我闭着眼睛边喝红酒边抚摸双腿之间，这种煎熬使我理解了为什么《毒太阳》中的亚历山大会选择死在浴缸里。
电话铃突然响了，“天天，”我心里叫了一声，睁大眼睛，欠身抓住嵌在右侧墙壁上的话筒。
“Hello，我是马克。”
我吸了口气，“Hi!”
“刚才你给我打过电话，是吗?”他问。
“没有啊!”我说，“我没有给你打什么fucking电话，我一直在寂寞地快乐地洗澡……” 我打了个酒嗝儿，嘻嘻笑起来。
“我太太告诉我，在我洗澡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打过电话，听口音是中国人——我猜是你。”他好像胜券在握，吃准了我会想他似的。
“这么说，你有太太。”
“她刚从柏林来，来上海过圣诞节，一个月后她会回去。”他很奇怪地用着安慰的口气，好像我会为此而很难过。
“她挺忙的吧?哎，对了，我想起一件事，你有没有换过床单?……猜你肯定换过了，——不然她会闻出中国女人的味道。”我轻轻笑起来，我知道我有点醉了，一点点醉的感觉真好，什么都想得很开，云雾散去眼前只有光明。
长到25岁，抵御意外事件的能力就很强，就算他现在说他要与我分手或者说他要去火星也不会让我太绝望的。清醒地对待我与他的关系，一是一，二是二，别迷失方向。
他也笑起来，圣诞要到了，公司要放一个长长的假，他希望可以有机会与我见一面，他用中国话跟我讲电话，我猜他太太在旁边一个字也听不懂。男人总是在女人眼皮底下做出色胆包天的事，他们会说“爱你和对你忠实与否是两码事”，多数男人不适应一夫一妻制，他们缅怀古代的后宫里藏三千粉黛的艳史。
他说过几天有个记者朋友从德国来，他想介绍我们认识，那位朋友有计划采访上海有个性的年轻女性。
说到底，与一个情人和一个记者共进晚餐并不是坏事。那一天出门前，我盛妆打扮，我爱那种对着镜子描眉涂唇搽腮影自恋的感觉，为此我愿意下辈子还做女人。精心打扮而不露凿痕，矜持而可以在一刹那间使人惊艳，上海女人天生有这种细小处见心计的特质。
相书上说黑色是我的星座的幸运色，我穿着黑色高领紧身衫，一双跟儿高得吓人的靴子，头发简单地绾成朝天髻，插一支象牙管，手上是天天送我的银链。这身打扮给我安全感，知道自己是美的。
外滩的M on the bund餐馆，这是以价格昂贵而饭菜并不可口著称的一对澳洲姐妹开的餐馆，生意不错，在浦东工作的老外部结伴过江来此就餐，两米高的灯柱，雕花铁栏，餐厅布置得大而无当，但可能也符合马克他们那一民族的严谨、简洁的审美趣味。惟一迷人的是餐馆外那个大大的阳台，在那儿可以凭栏远眺浦江两边。
马克的记者朋友名叫吕安德，黑发黑眼，祖父一辈是从土耳其迁至德国的移民，一开始我们谈论足球和哲学，跟德国人谈足球虽然有些自卑，但哲学方面我的国家丝毫不逊色，吕安德崇拜孔子、老子，前者鼓励他走遍全世界寻求亘古不变的人类真理，后者则在他痛苦寂寞的时候安慰他，有点像吗啡。
应吕安德的提议，我开始讲述一遍我以前的经历，包括那本引起奇怪反响的小说集，还有我对自己与父母一代的关系的理解，以及我的历任男友，讲到天天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马克，他正在切一片蔬菜汁炙羊腿，装作没听见。
我讲得很坦率，天天是我惟一的爱人，上帝给我的礼物，尽管我一直预感到这是一份没有希望的爱情，可我不想也无力改变什么，到死也不会后悔的。说到死，我想我并不怕，我只害怕无聊地活着，所以我写作。我的英语不是特别好，个别词句需要马克翻译，马克一直都认真地帮着我。
马克一直装作只跟我是一般朋友，但他还是忍不住盯着我看，然后说一些笑话，比如他刚学中文的时候老把“皮包”说成“包皮”，有一天他准备请中国同事吃晚饭，走到半路上一摸口袋，很尴尬地对同事说，“对不起，我的包皮没带在身上。”
我大笑起来，他三句不离本行，都是带色的笑话。他的手在桌子底下寻找我的腿，这是冒险的举动，我写过的小说里就有在桌子底下摸错人的场面。但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我的膝盖，弄得我发痒，我忍不住笑起来，吕安德看着我笑的样子说：“就这样笑吧，我来给你拍一些照片。”
我用中文问马克：“这样的采访是不是不太好，只是满足德国人的一点好奇心，神秘的东方大国，年轻的反叛的女作家之类?”
“不，不，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相信很多人会尊重你，有一天你的小说会被译成德文。”
晚餐结束后，我们去了新华路上的Goya，这是一家以四十多种马丁尼酒和遍地的沙发、分支烛台、艳情的落地垂幔、绝对催眠的音乐著称的小酒馆。我喜欢这里的主人，一对年轻貌美的从美国回来的情侣，女主人叫宋洁，能画不错的画，她脸上的苍白是我见过的女子中最神秘的那种白，别人涂再多白粉也无法摹仿。
我们分别叫酒，我请酒保换一张碟，我知道他们有portishead的《Numy》，这样的音乐配上这样的酒才对感觉。有一段时间我和天天经常来这儿喝酒，这个地方像一艘沉在海底的古船，时时有种沉沉的睡意从天花板上压下来，压在脑袋上，使人迷醉，酒会越喝越多，沙发越坐越陷下去，经常可以嗅到麻醉的味道。不时有人喝着喝着就头一歪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醒过来，再喝，再睡一会儿，直到某处传来漂亮女人的笑声惊醒，总而言之，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温柔乡，一个人想暂时丢失一些自我的时候就会坐车来这儿。
我总是碰到一些上海滩上有名的演艺圈内人、画家、音乐人、传媒佬，就算彼此都认识到了这儿也只是点个头，说声你好吗?马克坐在我的旁边，和吕安德用德语说着什么，那种语言把我从他们的世界隔离开来了。我自得其乐地喝酒，脖子仰着喝酒很好，我会想起梦中的一只天鹅，我在伤感而优雅的情绪中自我沉沦。
马克的手又不动声色地来向我的臀和腰问好，我突然看到我的表姐朱砂和一张熟悉的男人的脸走进我的视野。我瞪大眼睛，她和阿Dick亲密地拉手走进来，几乎在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们也看到了我。他们没有任何反常的表情，而是很快地向我们走过来。
马克认出了朱砂，叫她的英文名字，“嗨，Judy。”
朱砂新跳槽到了那家德资公司后，马克就是她的老板。听我介绍说朱砂是我表姐，马克露出惊奇的表情，“你们一点也不像，”他说，“但都是聪明迷人的女孩。”他露骨地恭维着，可能在这儿突然遇到公司的下属，而且还是他秘密情人的表亲，这使他没有心理准备。我可以想象他在上班时的另一种样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职员说一不二，一切按规章办事，像上足油的高精度的机器，比如我住所墙头上德国钟就是那样分秒不误，性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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