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台后的印小老板只是礼貌地笑了笑，用毛巾擦**手上的浊夜，抬手指向紧闭的木门。
他说：“您慢走，路上小心，我还有东西要收拾，就不送您了。”
谈话不欢而散。
印桐心里清楚，打从他一年前从Christie的单身公寓里搬出来后，他就已经和小姑娘要求里的“听话懂事”背道而驰。他不再是个好孩子，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Christie的控制，哪怕他现在依旧处于对方的庇佑下，反抗心却如同疯长的杂草，一点点漫盖了他的意识。
他就像个叛逆期的少年。
他很难说出这种反抗是好是坏，然而“大逆不道”的行为却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他自由的空间。
这姑且可以被称作是一件好事，毕竟他不知道哪里是Christie的底线，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得到这样的禁锢，也不知道这姑娘什么时候会彻底爆发。
他受够了她的禁锢，受够了她的掌控欲，受够了她无时无刻的猜忌。
如果条件允许，如果Christie不会发飙，印桐晚上回去就想直接拆了家里的监控器。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一边捂着口袋里的信，感叹着这玩意可真是个大麻烦，一边又忍不住有点小期待，巴不得多来几封激得Christie和他摊牌。
Christie一定隐瞒了什么。
印桐想。没有什么秘密，是永远不为人知的。
……
然而无论印桐是否期待，该来的信件都会风雨无阻地准时到访。
在惹毛了Christie的第三天，他收到了那位陌生土豪寄来的第三封信，依旧是熟悉的信封，依旧是整齐的落款，正面的收件人只写了“印桐”的名字，寄件地址还是一片空白。
印桐在快递小哥的光屏上签了字，顺便收获了一个不好意思的苦笑。
倘若这件事发生在小说里，站在他面前的快递小哥势必会成为读者的重点怀疑对象，毕竟这家伙来得巧出场频率又高，说起话来遮遮掩掩，怎么看问题都不少。
然而现实不是小说，“意外”的可能性终究无法避免。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愿意将这种“意外”称为“美好的巧合”，所以印桐希望，这个快递小哥的出现也只是个巧合。
他实在不太喜欢被算计的感觉。
早上9:15，印桐带着新鲜出炉的第三封信，在清晨的甜品屋门口“偶遇”了忙碌的偶像小姐。
她穿着一身嘻哈范的黑夹克，过大的衣摆下方露出雪白的裙尾，压低的鸭舌帽下藏着一张冷冰冰的小脸，抿紧的薄唇已经冻得有几分发白。
印桐不知道她几点来的，但肯定到得比自己早。中央城的寒冬总是能抽干人身体里残存的暖意，他实在想不通，自己到底有什么高昂的价值，值得当红偶像起早贪黑肝脑涂地。
他知道Christie在监视他，对方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倘若早上快递到的时候Christie就在看监控，那么等她收拾好抵达甜品屋门口，确实能比印桐早上一些。
印桐实在理解不了这种监视的意义，然而“毫无隐私”是小姑娘同意他住出去的先决条件，相对来说比“禁足”好一点。中央城律法严苛，对于他这种没有“落户”的外来客，监护人是必不可少的硬性规定，更何况Christie自己也觉得她允许印桐搬家已经是莫大的“恩赐”，装个摄像头什么的，根本不值一提。
Christie站在逐渐上升的卷闸门前，仰着头伸出手，倨傲地命令道：“给我。”
印桐笑了一下，点开光屏上的“开门”键，拍了拍口袋里的信封。
他说：“急什么，我们可以进去一起品鉴。”
Christie比他想得要看重这封信。
在印桐简短的只有三年的记忆里，Christie几乎同时扮演了“家人”和“朋友”的角色，她在他身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将他从一无所知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后亲手塞进自己打造的“牢笼”里。
她就像在玩养成游戏。
印小老板收拾好店里的东西，在小姑娘不耐烦的敲桌声中，坐到了吧台里的高脚凳上。
他取出口袋里的信，Christie几乎是瞬间伸手来抢。印桐向后弯腰躲了一下，在小姑娘几乎喷火的目光中，浅笑着撕开了信封。
他说：“急什么，我念给你听。”
“你把信给我。”
“我念给你听不是也一样吗?”
“你把信给我!”看上去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愤怒地爬上吧台，她单腿压着台面，伸手扯得印桐衣领都变了形。
她瞪着眼睛，狰狞得就像阴沟里的野狗。印桐好整以暇地伸手抚上她的眼睛，他说：“宝贝啊，你到底不想让我看到什么?”
被他压在手下的女孩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瞬间消声噤气，敛去了浑身的锐利。
她像个被戳破的气球，泄了力气瘫坐回凳子上。
印桐轻抚着她的发顶，看着她颤抖的睫羽下苍白的嘴唇，他说：“你乖一点，我这就念给你听。”
……
第三封信比前两封更恶心，开篇就是大片污浊的墨迹，扭曲的字体宛若稚龄儿童的涂鸦，歪七扭八地倒在发黄的横格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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