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校方配给我的监控器，本该与我寸步不离。然而在昨天那节课上，他作为二年A搬的班长，负责去校医院签署了周五的注射名单。
他不在，所以没有人看(来)得(阻)见(止)我。
虽说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我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钢笔的笔尖划过眼前的一瞬间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前些天的时候我还只会冲别人扔碎玻璃，今天却已经胆大到行凶伤人了。
道德是禁锢人性的最后一道枷锁，而在这所学校里，它是最脆弱也最不值钱的东西。
如果这世界失去法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你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惩罚你，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把钢笔捅下去又拔出来的那个瞬间，血溅得根本不像虚拟游戏里的场景。
那个场景很真实，真实到如果此刻测试我的犯罪数值，那么我估计会面临白塔的终身监禁，或者被捆上社会学心理教授的实验台。我会被这个社会抛弃，甚至不配接受安乐死，因为我变成了潜在的罪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就意味着可能诞生的罪恶。
——新纪元基因判罪法成立后，人类习惯于被分门别列放进不同环境的箱庭里，仿佛这样才能拯救自己。
——他们管这样的世界叫“Utopia”(乌托邦)。
我听到前桌的同学发出一声痛呼，才意识到自己在发呆的途中捅了他数十下。
钢笔尖造成的伤害不至于鲜血淋漓，我的动作却足以吓得教室里的孩子们连连后退。我突然找到了自己这番行为的缘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地自救，大概是潜意识里早就意识到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
如果我不尝试着做些什么，我可能就再也逃不出去了。
我听到那个聒噪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耳边，它用尖细的嗓子质问着：“为什么是我呢?”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我将银色的笔尖从前桌同学的后背上拔出来又插进去，我拽着他的领子将他拖回来，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摁在课桌上，那个声音在我耳边声嘶力竭地喊着：“他是无辜的!”
我在想起斯坦尼斯耶说过的话，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教室里乱作一团，有人失声尖叫，有人瑟瑟发抖，然而没有人上来阻止我。
没有人反抗。
就好像比起被我伤害，“反抗”——不遵守规则，造成的结果更令他们恐惧。
这简直太荒谬了。
我可以从他们惊恐的瞳孔中看到我的样子，那副模样就像个发狂的野兽。我不知道该因为“我是存在的”而高兴，还是该因为“从前那个(良善的)我已经不在了”而难过。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直到他(指导员)出现在教室门口。
他还是那副模样，看上去温软可爱得好像一块棉花糖，他的眼睛里永远都含着我的身影，就像永远不会抛弃我一样。
我突然笑了。
那一瞬间我似乎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我看着指导员喘着粗气扒开人群走向我，他的眼睛里清楚的印着三分惊惧五分着急，还有一些难以察觉的慌乱和难过。
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却清楚地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扭曲的宛若报复一般的快感钻出心脏表层，我看着他的眼睛将钢笔捅进了自己手背里，听到那个尖细的声音在耳边呢喃着。
“看吧，都说了，让你不要丢下我。”
……
印桐捏着日记纸的手抖了一下，发黄的纸张差点脱离他的手指掉在吧台上。他条件反射地揉了揉手背，呼出一口气，喝了口水，才勉强从共情心理中缓过来。
Christie抬头瞟了他一眼，嘬了口杯子里的酒，伸着粉嫩的小舌头顺着杯边舔掉了残余的浊液。
“差不多该关了，”她垂着眸子阴阳怪气地点评，“端网的审查条件还是不完善，像这种一不小心就心理变态的，基因上肯定有什么问题，生下来就该送进白塔里关起来。”
印桐看了她一眼，没作声，捏着日记接着往下读。
……
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算作第二个实验。
那次砸碎玻璃之后我的指导员曾说过，我是“这么多年来学校唯一一个‘计划之外’的转校生”，那么这个“计划之外”是不是我承受孤立的原因?
“计划”是什么?倘若我捅伤自己，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倘若我现在从楼顶上跳下去，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倘若我再捅(杀)伤(死)一个同学，会不会破坏所谓的计划?
疼痛可以使人感受到真实，不过当全息游戏的拟真度达到70%以上，锯胳膊锯腿恐怕也无法成为判断现实的依据。
我已经证明了自己和“同学们”处在同一个维度，那么接下来，我要怎么证明自己所处的世界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
我跟着指导员走进校医院，轻车熟路地找到急诊室，而后将血淋淋的手放进治疗仪的暖光下。
这间医院大抵是学校里唯一和现代接轨的东西。
只需要一个小时，我的手就可以恢复到能写字的程度。我可以缠着绷带回到教室里继续完成我的“实验”，根据当前效果，我的同学们还需要更多的演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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