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视线让我很不舒服，我伸手想去捂住他的眼睛，却被他抓住了手掌。
他轻柔地吻着我的指尖，指腹摩挲着我的手臂内侧，一路滑下去，落在我的喉结上，细致地按了按。
我用唇语告诉他：我暂时不能说话，别担心，没事的。
他点了点头，齿间咬了咬我的手指以示明白，他总是这样，像是猫咪一般，总是喜欢用亲昵的舔咬代替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我勉强地冲他扯了扯嘴唇，继续无声地说道：你帮我去把窗帘拉起来，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我好害怕。
他的动作微微一滞，但仍是没有犹豫地照做了，紧接着他坐回沙发上，牢牢地把我抱在了怀里。
我特别想跟他说些什么，我想让他安慰安慰我，想让他告诉我那个头颅是假的，是个该死的恶作剧，我希望他跟我说，孟梁，你只是在做梦，梦醒之后，一切都会变好。
我希望他能亲亲我，我迫切地需要他的嘴唇，需要他带着撒娇意味却又蛮横的啃咬，可是我背对着他，他无法领会我无声的表达。
就在我以为这个安静的拥抱会持续到天荒地老的时候，远远传来的警笛声打破了静默。
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这突兀的声响，街道上从来不缺警车和救护车的高鸣，而过往的路人从不会认为它们驶向自己，然而当警笛声骤然在我的公寓前停下时，我蓦地惊醒，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拽着桑桑往楼上推。
“孟梁?”他皱着眉问我。
我无法答话，只得不停地用唇语对他说：快躲起来，不要被他们带走!
他的脚步间犹有迟疑，我狠了心，用力把他推出了阁楼的窄门，然后以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把门上了锁，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客厅。
下一秒警察破门而入，冲在最前面的那位我不止一次见过，曾经就是他多次劝我把我的弟弟送进收容所。
他并没有看滚落在地上的头颅，而是直接跟我道了声歉，然后抓住我的手，按在一块电子触摸屏上。
我冷眼看着上面的数字由绿变黄再变红，最后成了血色的“508”，意外地，和写在我弟弟脸上的字母颜色如出一辙。
警察先生倒吸了口冷气，直接给我带上了手铐，转头对身后的人说：“精神波动值超过潜在犯罪点了，直接送去野蔷薇吧。”
我被扭送进野蔷薇的时候，觉得有些好笑。
昨天的这个时候我正站在这片海滩上，听着涛声与轰鸣的婚礼进行曲，牵着我万众瞩目的爱人，商讨着如何混入一旁的教堂，今天我就回到了这里，以一个久住居民的身份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野蔷薇疗养院。
我依旧可以听到海声、钟鸣和游人的嬉闹，海薇码头别无变化，只是我从一个自在的旅客变成了一条困在笼中的鬃狗。
我躺在狭窄的床位上，目光涣散地看着天花板，对临床的哭与笑听而不闻。
病房是灰色的，与安琪收容所同样的高度机械化，一个房间十二个病人，没有窗，只有一个排气口远远的悬在三米高的天花板上，尽管数据显示空气质量符合需求指标，可这样的设施却总让人感到呼吸困难，每一丝进入鼻腔的气息都像是贪来的一口美酒，让人窒息成瘾。
这个时代不兴一对一的心理治疗，至少野蔷薇不兴这一套，人们很忙碌，时间很有限，如果有别的办法，没有人愿意花冗长的时间对一个陌生人倾吐心音，也没有工作者有耐心与一群无法交流的疯子建立关系。药物使用已经足够成熟，基因矫正也有了充足的临床经验，对于我这样受了刺激发神经的病人，他们甚至只需要打开我的脑壳，处理了那部分糟糕的记忆，把我的弟弟变成一条无能无用的巨型蠕虫，从此以往他的死对我而言将与家里被拍死的蟑螂一样，无法唤起任何情绪。
科技发达总能带来这样的好处，无论多么复杂多元的东西，换算成0与1后，没有什么是一串代码解决不了的;时代发展亦是如此，厚重的金银变成纸张再变成无形的字符，生命与尊严的交易也逐渐能打上人权的宣言。
我绝不会任其摆布。
在我了解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治疗过程后，我就决定了——宁可死在这张床上，用床垫里抠出的铁丝绞断自己的喉咙，我也不会让那些冰冷的管道插进我的头颅，让泛着毒汁的触手窥探我那些不足一提却弥足珍贵的记忆。
他们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还妄想把眼睛埋入我的内心深处，接二连三的认知让我的神经随时随地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我自己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半只脚已经迈过了爆发的边缘，我强烈地渴望某种改变，甚至是某种能扭转一切的毁灭。
我什么也守不住，至少得守住自己的大脑。
不知过了多久，脑袋顶上的广播响了，护工进门，推搡着我们下床，把我们赶进集体浴室，并准备了灰白条纹的病号服，这熟练到刻板的流程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监狱，精神病院自古以来都是可以和监狱画上约等号的。
野蔷薇的浴室很干净，干净得有些不近人情，连金属喷头都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好闻，但至少好过那种被几百上千人触碰过的粘腻感。我打开花洒，温热的水流舒缓地流泻而出，水温与强度的设定完美地符合人的生理需求，水声响起的那一刻，悠扬的奏鸣曲在狭窄的隔间内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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