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西面，窗帘被拉上了一半，好遮挡西斜的阳光。临窗放着一个简易木制书架，因为论文集和专著的重压而微微向左倾斜着，似乎一推就会彻底垮下来。右侧墙上钉着一块白板，贴满了日程表和字迹潦草的便笺纸。一盆铁线蕨摆在白板下面，怎么看都像是放错了地方。“下午好，赫登先生。”他摘下眼镜，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不准备把你除名，暂时还不会。”
“我很抱歉——”
“你当然是的。”他似乎觉得很有趣，微微眯起了眼睛，“赫登先生，我不禁留意到了你在我的课上总是盯着女孩子看——当然，我得承认，与此相比，我的黑板自然无聊多了。”
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他把玩了一会手上的钢笔，“我不是叫你来挨训的，赫登先生，你可以放松些。你的专业是?”
“新闻学，诺里斯教授。”
他点点头，又露出那种难以定义的微笑。后来我发现，在他感到有趣，或者意见相左的时候，总会这样笑。我看着他，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打量这位政治学教授，他大概四十岁上下，棕眼睛看起来温和平静，我想象这是个从小养尊处优的人，安全地在大学里躲过了战争——向一届又一届打着哈欠的大学生们解释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之间的微妙区别。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小小的勋章上。
一枚紫心勋章。
“是的，我曾经是个军人。”大概是察觉了我的目光，他轻声说，拉开抽屉，漫不经心地把勋章从桌面上扫了进去，“工程兵，准确来说。”
“可您教的是政治学!”我大声叫道，并且立即后悔了这个举动。
“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总是给他带来一种不近人情的错觉——又或者根本不是错觉，“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要谈论我，而是要谈论你的，赫登先生。”
“朋友们叫我帕特。”
政治学教授叹了口气，“好吧，帕特，”他让步了，却板起脸，换上了公事公办的语气，“你看，或许你选我的课，纯粹是为了别的目的，”他特别强调了“别的”这个词，“但你既然注册了，就不该只满足于随便拿个C或者B-，况且在我的课上拿A也并不是难事，我说过，只要每周在讨论课上……”
我走神了，这些大学教授们的典型训话我已经，很不幸地，听过无数遍，无非是劝说你不要浪费父母付的学费，要是你提醒他，学费是我自己打工赚的，他就会改口说要注意“时间成本”和“尊重自己的付出”。我盯着桌子上的一个相架，角度不对，我无法看到镶在里面的照片。相架旁边堆着一叠论文，第一份正好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狰狞的C-，我吞咽了一下，把视线收了回来。
“你在听吗，帕特里克?你看起来走神很久了。”
“我在听，诺里斯教授。”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会，探身在记事本上划去了什么，“你可以走了，帕特，别忘了去看《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章 ，那是我们本周的讨论内容。”
“好的。”我站起来，“呃，诺里斯教授，我在想，假如我偶尔需要来问您一些问题——”
“我在星期一上午十点前，星期三十点半到十二点半，以及星期五下午都会在这里，如果你花上两秒钟看看我贴在门外的时间表的话，你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只要他愿意，诺里斯教授总是能变得异常咄咄逼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曾经对这扇普通的棕色办公室门产生了心理障碍，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理智的做法应该是从此像只吓坏了的兔子那样趴下来，折起耳朵，完成这门课的所有要求，骗一个B+，然后永远不再选戴恩·诺里斯教授的任何课程。但那个相架和紫心勋章拽住了我的好奇心，强迫我每个星期五都出现在那个摆着铁线蕨的办公室里，刚开始我还会带着书和笔记本，期中考试之后就干脆丢掉了这些伪装，大方地以一种享受闲聊的姿态和我的政治学教授分享一包曲奇饼。
“想从我这里刺探出什么，帕特?”六月初的一个下午，诺里斯教授忽然抛出这个问题，狡黠地眯起眼睛，“我敢打赌你已经为此费劲地铺垫了很久了，现在问吧。”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紫心勋章，教授。”
“我就知道。”他微笑着，好像一个得意的预言家，“他们在传播学课上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我又摸摸鼻子：“我只是想知道……战争期间是怎么样的，呃，您知道，我学会读报纸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教授。”
他沉默了一会，棕色眼睛里好像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只得逃避似地移开目光，看着窗外。这是个温暖的下午，甚至——对芝加哥来说——有点太热了。百叶窗开着，可以望到远处的草坪，一棵茂盛的榉树被阳光染得熠熠生辉。
然后他慢慢伸出手臂——好像在黑暗里摸索什么带刺的东西——拿起桌上的相架，把它转了过来。里面不是一张照片，而是许多碎片的集合，每张都被细心地裁剪成规整的方形，从黑白到彩色，戴着棒球帽的少年，懒散地倚在门廊上的青年，穿着陆军军服的青年，他们都有着一样的暗金色头发和蓝眼睛——仿佛把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仓促地塞进了这个狭窄的相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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