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记得，那一晚我总共谢幕了六次。
后来老娘皮告诉我，我在台上跳舞的时候她就在台下哭，然后她发现评委们也在哭。
可最后公布的决赛名单里却没有“袁骆冰”这个名字。
在讲究“人脉就是生产力”的文艺圈，老娘皮与我如遭雷劈，四处奔走，终于找着八丈远的一点关系，如愿见到了主办方的一位领导。
我听着老娘皮跟那人争执，她说，你也看见观众反应了，他跳得多好啊!她反反复复就一句话，他跳得多好啊!
那人回答说，是，是跳得好。不止跳得好，长得也好，这孩子是为舞台生的，一上台就光芒万丈。可是不行啊，冠军已经内定了，有人砸了一笔钱，要捧一个也参加比赛的女孩子。
前三。按理说老娘皮是个特别顶真的人，非第一入不了她的法眼，可她这回居然破天荒地服了软，对那人说，这孩子真挺困难的，一直坚持跳舞不容易，给他个机会吧，就算不拿第一，我们拿前三也是可以的。
那人摇头，你不能当全国的观众都是瞎的啊，这孩子一跳舞，谁还看别的选手啊。播出以后一定会有人说是黑幕，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么。反正他还年轻，一届比赛也就等两年，两年后再来吧。
老娘皮与那人相争不下，却且争且让，一直低进了尘埃里。
最后那人被磨得实在受不了，以怜悯又厌恶的眼神看我一眼，说，决赛名单已经出来了，再改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我去跟那个出资人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补偿这孩子一笔钱。
眼见一切无可挽回，老娘皮顺了一下旗袍上浅浅的褶皱，她眼里泪光浮动，却笑如倾城名媛，艳烈bī人，她说，比赛不让我们上，那钱我们也不要了。
连陪跑都算不上，才热身完就打道回府了。
我和老娘皮窝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卖部里，在一台六寸电视机前看完了正式比赛前的花絮回放，还真的，镜头剪得gāngān净净，连一个我的侧脸也没有。
去的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出手特阔绰地买了机票，回程就只剩下买硬座的钱。超过三十个小时的硬座差点坐出我的痔疮来，我终于按耐不住，开嗓就骂，你个败家老娘们，你不要钱我要啊!头发长见识短的，难怪一直没男人肯收了你!现在好了，把屁眼子洗得比陶潜的jú花还水灵，结果被人一棒槌捅进直肠，白嫖!
老娘皮也不看我，阖着眼睛，摆出一脸的“唯道是争，何悔之有”。待我聒噪够了，她才开口问我，还跳舞吗?
恍惚以为我听错了，她的声音带着怯意，极不自信，闻所未闻。
不跳了，我爸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等不了两年。我回答得特别坦然，笑着跟老娘皮说，这一次也不算两手空空，至少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男生跳舞太娘pào;二是吃得苦中苦，不一定就能成为人上人。
四十岁的老娘皮突然就哭开了，眼泪吧嗒吧嗒，跟个小姑娘似的。
她一哭我就懵了，不知怎么劝她，只得装聋作哑，把脸转向车窗外。
外头的天色很快黑透，月光明明暗暗，车厢里也就斑斑驳驳，老娘皮哭着哭着就累了，一歪头枕向我的肩膀，慢慢睡过去。为免她着凉又为免将她弄醒，我小心翼翼地把外套脱下来给她盖上，自己在座位上佝成一团，瑟瑟发抖。
一片起伏的鼾声里我摸了摸心口，里头一只冰坨子，冻得结结实实。
我把横空出世的梦想留在了广州，随着火车一路向北。
北方好冷啊。
话扯远了，现在说回顾遥。
如前所述，我吃百家饭，也gān百样活。因为我爸突然又犯了病，我顶替他给几个学生送外卖。那是我头一次进入大学校园，还是鼎鼎有名的戏剧学院，混迹在一众同气聚首又互看不惯的漂亮男孩女孩之间，我昂首挺胸大步向前，看静物，无论花草树木都觉新鲜，看活物，不管雌雄老少都不入眼。
大学就是大学，空气里都透着好闻的书香味儿。我在校园里乱晃，正逢秋光晴暖落叶簌簌，忍不住便骚性大发，扔下手里的外卖，腾空跨步，在连串的大跳之后作了个展臂飞行的舞蹈动作——
I believe I can fly.
有些不善的眼光瞥过来。管他们是不是把我当神经病。
脚尖刚刚着地，迎面便来了一个男人——
高出我半头，长相非常英俊。我铆在原地动弹不得，以目光与之短兵相接，来者温和，去者不善，十几秒钟后我招架不力，在他如chūn风化雨的眼神里彻底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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