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确实是幸运的，就算进了监狱，狱友知道他是写文章进来的，跟他说话都会注意用词，他怀孕后也是有单独的房间，并在那里住到了出狱前，江小筝还开过玩笑，说他就像是来休养的。那两三年的与世隔绝于他而言未必是坏事，全世界都在找《追忆黄金时代时代》的作者到底在哪儿，是叛逃出国还是入狱，或者就像二十年前那架飞机一样消失了，简成蹊孤身一人，他要是真被人找到了，大概率还是会被卷入政治斗争，所以他在监狱里至少是安全的，他不能写，但他后来想要什么书，狱警基本上都不会回绝。这种待遇和费多尔曾经的监禁生活完全是天差地别，所以每次看完简成蹊写的故事，他都会疑惑不解，问他为什么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抗争的诉求，为什么他从苦难走过来，依旧温驯的像是羊。
“想想你待过的讨论小组，”费多尔道，“那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他当然记得以前在那个讨论小组，只要谈到黄金时代，个个都是口若悬河说都说不完。小组里的学生群体尤其喜欢那个年代的宪法，会把它当经典小说一样慷慨激昂地念给大家听。这本宪法是很多人的希望，因为维序派政府如果在将来的一天撤销战时临时法令，亚合众国新宪法的最终版本会在这本的基本上进行修订。
对过去的追忆使得他们对未来向往到近乎赤忱，以至于最后一次聚会，当秘密警察闯入后不由分说把所有人都铐上，有胆大的学生义愤填膺地说他们是在侵犯公民的自由。
他们在角落里蹲成一排，警察拿着那本共和国的宪法，按那个学生说的翻到第二章 第三十五条，那一条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然后警察把那本宪法拍在那个学生脸上，嘲讽着说他别是读书读傻了
，现在是亚合众国。
在那一天之前，这个由刘家安组织起来的讨论小组已经被秘密警察盯了三个月，小组成员里还有他们的眼线，将几次交流会的内容用录音的形式记录下来。简成蹊的声音很少出现，他只是打字速度快，所以通常都是他负责记录大家的言论，然后整理出来发表到校报上。
他在那个小组里其实是最游离的那一个，如果没有刘家安的邀请，写两个人谈恋爱都纠结不过来的的简成蹊是接触不到这些朝气蓬勃的人的。那个小组里有当时全首都最好的学生，雄心壮志针砭时弊，也有张成这样的二代，他们的看法永远来自另一个角度，或者说阶层。起先他们也有所保留，也不掩藏对普通学生的那种不屑。
但心平气和的求同存异是会打动人的，而当闸口一旦被打开，就关不上了。年轻人是精力最充沛的，也像那份判决书上写得，是“会犯错误”的。
这个需要所有人引以为戒的错误代表就是简成蹊，当那些校报上的文章和《追忆黄金时代》的手稿一起作为证据呈现，那些话就全成了是简成蹊说的，那篇文章更是显而易见是他写的。
他也是那群学生里被判最重的。
但如果仔细去听那几十个小时的录音，会发现那些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就是聚在一起，从鸡毛蒜皮到古今大事什么都聊。简成蹊永远是最沉默的那一个，一是性子本来就内敛，二是别人一直在说交流他就只能一直记，也没时间插话。
但如果聊着聊着提到黄金时代的前几十年，简成蹊不停打字的手就终于能放松放松，录音是无法呈现大家聊到那几十年时脸上的尴尬的，个个都面面厮觑，觉得没什么好聊，到最后还是刘家安开玩笑地打破沉默，说我们要不就把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叫做沉默年代。
而宋渠就生活在那个年代。
【在他眼里，2019年和2018年相比并没有多少改变，情况甚至还更糟糕。他不知道寄托了希望的明天会是美好生活还是悲惨世界，因为今天已经比昨天更绝望。
他于是被自杀诱惑，他拒绝可能更坏的明天。】
简成蹊在文档里敲下这句话，习惯性地啃着嘴唇，看着在“自杀”两个后面跳动的小横杠。他笔下的宋渠所面临的困境还谈不上是追求自由，而是作为一个性少数，他该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可，哪怕不能，他最亲近的人能不能接受他的不同，而不是让他摒弃与生俱来的个性。
这一部分的草稿简成蹊是在一个小咖啡厅里写的，他喜欢坐在随便哪家店的角落，键盘从早敲到晚，期间要是写累了，就托着下巴看看咖啡馆里的其他人，想象他们表情动作背后的故事。他也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父母给他取名叫成蹊，就是希望他能走大多数人走过的路，一辈子顺顺当当安安稳稳。他们如果也是宋渠的父母，肯定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自己的儿子不一样，那个年代恐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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