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弘治十三年这个元旦前夕，海外风浪尚未扬起，献番薯的官员却先见着了中枢一位名声在外的翰林讲官。
太有名了。
放在别的地方可能还差些，福建这个专出盗版书的地方，却连不识字的百姓都听过崔燮的名字。麻沙版盗印遍天下书籍，不少书坊都靠翻印他主持编纂的科举科举笔记、中试举子经验、每日农经系列活着。
今年建阳大火，烧了无数书版。那些书坊坊主们拿竹筋水泥板和稻草匆匆搭了屋子，第一件事就是重刻他的《每日农经》和同为居安斋的《锦衣卫》《少年锦衣卫》系列图画书，然后又刻他的《笔记》《试题》《经验》……正经的四书五经还都是在官员们逼迫下才不情不愿地重校重印。
布政使李琮、建阳知县等人对崔燮还是颇有感情的，极热诚地招待他进房坐下，李琮还亲自替他倒了盏茶水。
崔燮只是个从五品侍讲，叫正三品布政使亲自招待，自然要受宠若惊，忙起身道谢，并说了自己受命而来，要为陛下记录红薯栽种之法的事。
李琮便命人取来红薯，亲自提刀切块，教崔燮如何挑选薯种、浸泡催芽，待薯苗长到几寸后割苗催根，根长到多长时再将薯苗种在大田里……
红薯喜光喜热，土要松软深厚，最好是沙壤，水倒不用浇得太多——水多涝根，还容易结出不好吃的柴根。
他们进京时带的多是整齐的红薯块，但红薯藤也能育苗，等明年红薯在京里长起来，再育种时也能取红薯藤剪断育苗。
崔燮掏出铅笔、线装的笔记本记录，字写得飞快，除了有时问几个细节，几乎不需要李琮停下来等他。
李琮说得差不多了，停下来呷了口茶，笑着说：“崔大人也用这石墨笔？我前些年做山西按察使时便见人用这种京里传来的笔，当时还只是百姓们用，后来到福建做官时，就见官厅里的人都用了。也不知这东西是谁做出来的，平常在墙上记些事、题首诗，倒省了磨墨蘸笔的麻烦，也容易清洗。”
崔燮又起来说了一声“惭愧”，这也是他叫人弄出来的。后来他们家先生兼他的同年陆博山尽力推广此物，却不想如今已经推广到大明最南端了。
李琮闻言愣了一下，直起身仔仔细细看了崔燮几眼，朝他拱了拱手：“福建百姓多蒙崔君之惠了。”
多少书坊刻版时翻他编的书，描版时用他做的笔，赚的钱养活了小半个建阳的百姓，他做布政使的便代百姓谢上一谢。
建阳知县也起身行礼，跟他说了建阳翻刻他的书成风的事，崔燮这才明白缘故，笑着还了一礼。
当初他还很认真地打击过盗版，但后来奔着当首辅、开海禁、平倭寇，让大明搭上工业革命的顺风车奋斗了，连环画就成了重要的宣传手段，自然不能再狠防。
教辅也不能限——居安斋毕竟不是现代化印刷厂，印的书仅能供书店所在府州，却供不起全国。这些盗版书质量虽差些，印量却大，能卖到居安斋铺不了货的地方，叫各地读书人看到同样的教辅书，也算保证了教育资源公平。
难道朝廷不知道麻沙版都是盗印的？可建阳大火之后，朝廷还要送正版四书五经去让那些书商们精校精印呢。
他如今已经不在是凭着个小书店挣扎求生的白丁，也不是要养一家祖父母和弟弟的小秀才，而是中央领导了，眼光和心思自然和从前不一样了。
崔领导跟二品大员谈笑风声，研究红薯怎么吃好吃。
福建引种进来才一年多，最初还是那几个商人把番薯藤绞在船缆里偷运回来的，直到现在也没栽种出几亩。而种出的良种多又要运到京里来，当地官员们也没太敢吃，就只想出了蒸、烤、熬粥这几种简单的吃法。
吃多了胃不舒服，但若能推行开来，青黄不接时以此为粮，总比喝野菜羹强。
李布政还送了他一匣番薯，叫他带回家与家人一同尝尝新。回到家里，天子的赐食也送来了，是精精致致的一小篓番薯，约有十余斤，表皮光滑干净，红殷殷的，叫人看着就想起烤红薯。
他有十多年没吃过烤红薯了，想起来也是心酸。
崔燮再不客气，立刻叫人取火盆来，精挑细选了两个略小的埋进灰里，晚上煨熟了和谢瑛共享。还有几个小的他叫厨子拿去蒸熟，剥了皮和上雪白细面炸成点心，送给京里的三个弟妹共尝。
红薯太珍贵了，最好最大的得留着作种，大家吃点儿掺假的吧。
这红薯也不光他一家有。福建送进京的红薯也有数千斤，京里的勋贵和高官都能分到几斤、几十斤不等。翰林院官员们每人都能分着一份，阁老分的更多，李东阳就想趁着元旦假期办个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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