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死亡有着种种复杂的体验和情感：恐惧、悲哀、困惑和不断的反思。
然而死亡的可知部分（肉体的终结）和不可知部分（精神是否永恒）将是一个永远充满诱惑的问题。
也许作为现实意义上的人永远也无法搞得清楚了。
但从那一刻起，我就对死亡产生了一种类似向往的情绪。
从殡仪馆回来，我收拾了康康和小春的几件遗物，和霆的遗物放在了一起。
从那一刻起，那些存放遗物的箱子似乎变得和死亡一样沉甸甸的，包含了很多情绪和含义。
康康的遗物，我选择了他的裸体写真，因为在那里，我又可以看到他小腹上的独角兽和肚脐上的太阳了。
当然还有他平时经常戴的耳环和项链，还有许多其它的相片和他最喜欢的一本诗集。
小春的遗物我也选择了几张照片，其中还有四张是我上次离开上海回北京时候和他们几个人的合影。
我还拿走了小春的两本日记，因为我知道，古洪涛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真的连人都不认识了。
小春的这两本日记，没有人会去在意和认真地读解它们了。
两天之后，康康家里真的派来了一辆车，接走了他的遗体。
那一天天气特别冷，太阳也总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康康的母亲听到消息已经是哭得死去活来，当夜就住进了医院。
康康的父亲就只能在医院陪伴，所以来的人只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
那天康康的遗体上车运走的时候，我很清楚地看见杜力民哭了。
小春的遗体在当天下午火化了，我们没有办理骨灰存放，而是把骨灰送回了谷洪涛的寓所。
谷洪涛看着骨灰盒上小春的照片，嘻嘻哈哈地笑着，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两千零一年终于结束了，伴随着中国很多的大喜事，这一年被很多中国人自豪地称为中国年。
元旦过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北京。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可伤感的情绪和痛苦的记忆却总也抹不掉。
我经常在夜晚降临的时候一个人守着霆的骨灰盒枯坐到天亮，然后在中午的时候才从噩梦中痛哭着惊醒。
我上街和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尽量想把自己封闭起来。
与世隔绝的气氛才容易把记忆中的一切保存得更久远和鲜明一些，我不愿意外界的事物打破我的宁静，更不愿意失去我记忆中所珍藏的一切。
就在这矛盾和复杂的心情中，我不断扪心自问，我真的是要消沉下去？可我不消沉，一切真的能从新开始吗？我还经常能够接到小健的电话，他说他已经回贵州老家了，过上十来天才回北京来。
就在我百无聊赖、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久违的老朋友黄灿到北京来了。
冬天的北京是灰黄色的，百花草木都枯槁了，只有松柏类的行道树还倔强地显露着已不见鲜艳的绿色。
行人呼出来的热气和汽车的尾气都凝成了白茫茫的烟雾，瞬间就消失在这寒冷的空气之中。
公共汽车站上仍然接踵摩肩，站台的屏风、公车的车厢、周边的店面门脸，几乎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被各色大小广告充斥着。
象是繁花覆锦的苏绣似的，到处都有了刻意的镶饰，色彩和图案将所有的空间布置得密不透风了。
到不失为色彩单调的冬季里，补充和协调色彩的一种景致。
此时的人们，不得不穿上厚重而缺乏线条美感的冬装御寒，夏日的焦躁和悠闲也换成了局促和短暂的期盼。
中国人有着自己的传统习俗，除了公历的元旦之外，还有旧历的春节。
这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过年。
当然，随着物质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公历的元旦，甚至西方国家的宗教节日“圣诞节”也都被中国人接受。
其实也并不见得是中国人真的相信外国的宗教，而更多的是因为可以为加薪、休假和享乐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在元旦和春节之间的这段日子，正是大家都心不在焉、吊儿郎当，一年之中最不安心的时候。
黄灿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倒也明确，一来为毕业之后个门路先探探底细；二来是要给他自己有将近半年的网上恋情一个确定的答案；最后也想顺便看看我这么久和他失去联系之后，到底在做什么。
当他来到我和霆新租的房子时，脸上是一幅很明显的吃惊和疑惑：“这房子是……？”我告诉他：“霆布置的!”黄灿仿佛很难过的样子：“唉！他走了多久了？”我也很伤心：“将近三个月了!”我给黄灿看了霆的照片，黄灿很伤心地哭了：“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好下场呢？不会有结果吗？无论怎样深爱和挣扎，都没有用吗？”不知道为什么，黄灿哭的时候，我始终没有掉眼泪，只是冷冷的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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