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反倒应该更为开放，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太、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后，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官方贸易并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
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谋取利润，正因为海禁，这些民间的盈利，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这才是巨大的损失。堵不如疏，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将其合理化，让其缴纳税赋，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
唐泛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有许多人反对他，同样有不少人支持他。
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杨一清，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侍讲学士谢迁等。
如果说谢迁纯属友情支持好友，那么杨一清和李东阳等人，则是从实际战略意义出发的。
他们的观点大体上与唐泛一致，都认为守不如攻，虽然造船与组建水师耗费巨大，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回来，如果能够重现前宋那般海上贸易规模，则朝廷往后也就不必发愁每年国库拨不出钱粮，天子也不必发愁内库的钱财不够使了。
这些人虽然官职不显，甚至没有一个内阁阁臣，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当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壮派官员，如无意外，在几年之后，当内阁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大明中枢将由他们来主宰。
两方争议异常激烈，从弘治三年一直持续到弘治四年，从一开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贸易，到后来争论要怎么派兵，怎么打，开放海禁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也算是逐渐打开了一点局面。
直到弘治四年末，尝到甜头的倭寇见明廷毫无动静，又一次席卷而来，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终于下了一个决定：命汪直提督宁波，组建水师。
弘治帝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人，幼年的经历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尤其是重大决定。
假如他身边的人与他一样保守谨慎，那这个朝廷就是一个谨慎的朝廷，它能够完美地完成守成任务，却无法像开国之初那样锐意进取。
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朝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没有外力因素，只会这样一路保守下去，直至灭亡。
但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唐泛他们自然并不知道，弘治三年，距离大明不止万里之遥的另外一端，一个叫迪亚士的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非洲好望角。
而一块被称为欧罗巴的大陆，当年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骑兵曾经到过的地方，正将一场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那一整块大陆。
与那块大陆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国，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做准备。
这些事情，大明一无所知。
即使是唐泛，也并不知道他所据理力争的事情，将为帝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汪直终于等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一天。
从大同回来之后，他曾经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
对于宦官来说，他的成绩也许很辉煌，但汪直并不满足，他天生就喜欢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战场上的感觉，而老天似乎也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大同几年的驻守，对鞑靼用兵的胜利，足以说明这一切。
但这种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当时的朝廷见好就收，不愿意将鞑靼彻底掐灭，为免别人说自己骄横跋扈，有了功劳就谁也不放在眼里，加上唐泛对自己的一番劝说，汪直不得不跟着班师回朝，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前线。
唐泛当时曾劝他要将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光盯着草原一块，大明同样还有辽阔的海域，同样不平静的西南。
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连唐泛自己都没有料到，这番纯粹是出于安慰的话，将会在未来变为现实。
汪直平生最崇拜的人便是三宝太监。
如今能够让他去做像三宝太监一样的事情，如何能让他不激动？
而对朝廷来说，他也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
朝中依旧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天子下这个结论，虽说得到了唐泛等人的支持，却也同样遭遇到不少反对，包括内阁首辅刘健等，只不过反对声大或小罢了，在唐泛的运作和努力下，内阁的反对声并不是非常坚定，朝廷最终同意组建水师，小规模地打一场针对倭寇的战役，前提是经费要严格限制，不能超过预算。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派文臣还是武将去，都很容易遭到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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