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随即落下。
雨点砸在黄土里，尘土飞扬，那声音纷纷扰扰，天空愈发黯淡。我的心中或许还留着点什么，是悲伤，是愤怒，是迷惘？疯子们开始在雨中狂欢，他们歌唱，他们舞蹈，他们雀跃而不知所措，没有人知道离开了这里又将去向何方。
“回家！”吴教授突然对天嘶吼，那嘈杂的人声便在片刻间静了下来，几秒钟后他们又向同一个方向进军，如同茫茫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着的野象。
我突然在人群的对面看见了左宁，而他也已经发现了我，正逆着人流向我艰难进发，我突然鼻子一酸，有些难过得不知所以，定了定神，缓慢地移动在象群中，我们就像言情剧中常常出现的狗血重逢一般，带着少女般的不安与悸动，向对方伸出手臂。
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我的手指才触碰到他细腻而熟悉的皮肤，接下来便是拥抱，热烈而急促，百感交集却又不言不语，我将五指插进他柔软的发根，亲吻着他温暖的唇瓣。
我说我爱你，你信吗？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可想，惟有爱能让我不再迷茫。我从来不知什么是爱，以前觉得不过是物质带来的羁绊，或者关系不对等造就的迷恋，如今我算是彻底悟了：爱就是你几乎失去一切的那个瞬间，仍旧陪伴着的那一丝不足为外人言的希望，是毋庸誓言捆绑、在绝望中依然不灭的一道光，是万物抽丝剥茧本末倒置后还能张开双臂迎来的怀抱，是一种无法用文字确切定义的细水长流与执着守候。
这场大雨彻底地浇灭了所有理性，我站在仿佛世纪末的绝壁边缘，拥抱着最后的救赎。
晚上我回到了家，洗去了身上这么多天来的风尘，左宁一直陪在我身旁，电视里播着今晚的新闻。爆炸案，七死二伤，雨水控制了伤亡，原因未详，仍待进一步调查。左宁告诉我他和林寒川这几天几乎把整个石城翻了个遍，已经报了失踪。
我说：嗯。
左宁又问：知道是惹了谁吗？
我摇头：不知道。就你们两个找我吗？
他说：我把你的事情发在网上，但是没多久就被删了，舆论受到了控制，林检说这案子现在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敏感案，你办了这案子，估计也被感染成盯防对象了。
我说我贾臣办案这么多年还没到政治迫害的级别，应该不至于，佟帅案一审结果出来了没？
他点头：出来了，死刑。
我心里早已有数，长叹一口气，收拾了桌上的碗筷钻进厨房里，一边洗碗一边盘算，弄了一半突然想起什么，打了个电话给袁城，谁知他电话一直忙音，再用左宁的手机打过去，他倒是接了，然而一听是我的声音便立刻挂断。我心寒得不行，知道他已与我划清界限，避我不及，生怕被感染。
我又呆坐了一阵，理不清的思绪让我变得烦躁不安，正打算去阳台抽根烟静一静，谁知林寒川的电话竟呼了进来。
“赶紧跑，往西跑，找个地方先躲一阵，避避风头。”他的声音很低但很急促，“我不方便多说，就跟你交待一句，这次是真的要搞你了。”
54、最后一枪 ...
第一次见到袁城的时候，我才十七岁，正读高中。
那年的北京城发生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甚至轰动了全世界，很多年轻人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挂靠在了一起，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跨出了毅然决然的一步。我尤其记得那时刚离开师范没多久的班主任擅自做主停了课，以表对北方运动的声援。但社会事件的爆发远不及停课带来的兴奋更能激动人心，我们虽然在校园里组织起一个N大附属高中学生自治联合会，讨论并传播来自第一线的消息——但其实还是玩乐，三五成群，占据教室的几个边角，打牌，吹牛逼。
说来要感谢北边那帮前辈，阵地战转为拉锯战，顺带着我们的期末考试也延期了。我们每天快活得像秋天麦田里的麻雀，叽叽喳喳四处乱撞，享受无所事事的快乐，当然，偶尔也会弄出一张仿佛能和国家命运挂钩的愤青脸来。
但这等好事并非旷日持久，只不到几周，形势就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课堂恢复了，我们几个所谓学自联的头头也被各自找去谈话，求得父母来校做担保，那做人的尊严仿佛也才随着教学工作一起恢复了。又过了一阵子，我便品出些不对劲的味道来：不但桃花之事彻底与我绝缘，甚至连一处撒尿的兄弟，见我也要绕道了。
这事对我的心里或许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只因我从此一生畏出头，恨离群。
然而就在我苦闷不得解的同时，家里却多了个神秘的客人，我爸将已经离家去了武汉的贾君房间收拾出来，于是那人就住与我隔壁。这人皮相好，善交谈，一眼看去就是个学问人，常常一件军绿色的短袖T，套条那时最流行的牛仔裤。他跟我爸很投缘，却不屑与我交流，他们常在饭桌上聊些社会形势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虽无法消化，但渐渐也悟出些什么：这人是把我家当避难所，逃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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