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的“经纪人”说得明白，只陪酒，陪不陪睡悉听尊便。必须服从公司安排，再不去，你就走人。
我就是在这个酒局上遇到的杨佩青。
我一眼就看出来，他跟我一样，是被人强拉来的，一脸的不耐烦。
他这个人的心思在我眼里从来都是透明的，从第一眼开始就是这样。
酒局中途我们俩躲出去抽烟，他凑过来问我，“兄弟借个火。”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并没有当场搞在一起，只到了交换微信的程度。那时候有没有微信呢，我也不太记得了，可能交换的是电话号码吧。
后来杨佩青追我，我就意思意思地稍微吊了他几天，也就半推半就地从了。
我承认那时候我没多喜欢他，确实存了“找个有钱男朋友”这样的心思。这点算我对不起他，我没跟他说过，但我心里是认的。
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圈子里，你以为自己出淤泥而不染，实际你的道德标准已经被周围人不知不觉拉低了不少。当你生活在一群鸡鸭之间，很容易就会觉得为了钱找个男朋友完全不是问题——毕竟我这是正经的男朋友，不是金主也不是嫖客，而他居然还是未婚，天呐，我是不是当世道德楷模啊。
我也是好久好久以后才意识到杨佩青对我是来真的，一开始就是来真的。一样的道理，当你认识的鸡鸭太多了，你就会飞快地不再相信爱情，尤其还是这种他妈的比鸡汤还假的灰姑娘式的爱情。
后来我的“经纪公司”总算是为我争取到一个上电视的机会。也并不能说是为我争取，实在是公司“前辈”们指头缝里漏下来的。那是一个三线省级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他们嫌节目没名气、嫌电视台远、给的钱还少，都不愿意去。
我就问了一句，“来回车票报不报销？”
他们说电视台给报销，但只报火车票，不许坐飞机。
坐火车我是不怕的，尽管那时还没有遍布全国的高铁。我除了北京也没见过别的世面，权当公费旅游了，还能上电视，我觉得很值。
那时还没有从日韩引进室外综艺，综艺节目的形式还是一群人在演播室里做游戏那种。我主要就是在里面做背景板，背景板做久了，后来也能说几句话，上镜分量也多了起来。
那个节目最后的收视率也还是那样，一直半死不活的，我去了不到两年就停播了。
但是我居然就被我现在的经纪公司发现了。
我老板说，我参加的那个综艺节目，流程设置有问题、内容很无聊、主持人也平庸，唯一的亮点就是我。他觉得我很有综艺感，节奏和笑点把握得都很好，稍加培养，可以做国内一线综艺咖。
我当然二话不说地跳槽了，之前那个窑子跟现在这个正当经纪公司，这种送分题还会选错的是傻子；但我对于公司给我制定的发展路线是很不屑的。土包子如我，哪里知道什么叫综艺咖，我高贵的三里屯音乐青年，怎么能做谐星呢？
杨佩青的市场眼光很毒辣，他跟我说，综艺这几年大有发展前景，走综艺这条路会比做音乐收益大很多。
我还跟他作，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浑身铜臭味，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梦想？
其实我这话挺不要脸，我从来不是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人，我也挺铜臭的。
我们俩大吵一架，吵完之后杨佩青还是给我联系了制作人出了唱片。
不是关澜。
如果是关澜的话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毕竟那个时候关澜挺神的，写什么火什么，搞不好能把我也捧红了。
唉，恨不相逢未嫁时。
总之那张唱片是扑街了，咚地一声沉到娱乐市场的汪洋大海里，一丝水花都没有溅起。我又疑心杨佩青故意的，他就是不想我唱歌；又把他气得够呛，三天不跟我说话。
现在说起这个事儿来，我真是挺作的。
从那之后，我就剪掉了长发，正式作别我的音乐梦想，成为了一个谐星。
我跟关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是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的艰苦奋斗型；我呢，不太好说，我可能是“完全受不了艰苦奋斗”型。就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搞乐队，他到了高三就知道解散乐队好好念书考大学，我呢，就抱着所谓的梦想来北漂了。要我像他那样一步一步地，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磨练能力、积攒资历、提高成绩，这样往上爬，还不如让我去死。
年少时不愿承认，拿所谓的梦想做遮羞布，现在年纪大了，才渐渐能够直视这段过去。可以说，跟梦想关系很小，就是虚荣与浮躁，耐不住寂寞，受得了穷却吃不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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