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到这里，卡米尔就忍不住想她怎么会和自己有关系。他已经五十岁了，头发都快掉光了，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只有一米四五的身高，更清楚地说来，差不多就是一个十三岁男孩的身高。为了避免猜测，不得不尽快说一句：安妮虽然不高，但也比他足足高了二十二厘米，差不多一个头的样子。
面对服务生的勾搭，安妮给了他一个迷人的微笑，表达明晰：一边儿去吧（服务生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懂了，可能是为了不招人烦）。她喝完咖啡，就穿过莫尼尔市场向乔治-弗朗德林大街走去。差不多走到街的另一头时，她把手伸进手袋，可能是要摸钱包，却摸到一阵潮湿。她的手指沾满了墨水，一支钢笔漏了墨。
对于卡米尔来说，就是因为这支笔，故事才正式开始。也有可能是因为安妮选择去这个市场而不是另一个，恰恰是这个早上而不是另一个，等等。促成一个灾难的一系列必要巧合，总是猝不及防地接踵而来，令人狼狈不堪。但曾经也是在这样一系列的巧合中，卡米尔遇到了安妮。人总不能成天抱怨。
所以这支平淡无奇的墨水管钢笔，就这么漏墨了。深蓝色，很小一块。卡米尔认出了它。安妮是左撇子，她写字时手的姿势很特别，旁人根本不懂她是如何做到的，而且她的字很大，可以说她似乎是狂怒地把一系列的签名连成一条线，更奇特的是，她总是选择小号的钢笔，这就让整个画面更加惊人。
安妮从包里收回满是墨水的手，立马为蒙受的损失忧心忡忡。她正想着办法，就在右手边发现了花台。她把包放在花台的木质边缘上，开始把里面的东西一一取出。
她很恼火，但比起损失，更多是害怕。事实上，当我们更了解她一些，我们就知道她没什么可害怕的，安妮一无所有。包里没什么东西，生命中也没什么。她身上穿的，也是最普通的、任何人都买得起的衣服。她既不买房，也不买车，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会入不敷出，但也绝不亏待自己。她从不存钱，因为她没有这个概念：她爸爸是个商人。就在他宣布破产之前，他带着四十多个合伙人携款潜逃了，而他才被推选为他们的财务主管。大家再也没见过他。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安妮始终对钱保持一定距离。她在财务上最近一次担心，还要追溯到她一个人把她的女儿阿加特拉扯长大的时候，那也是很久以前了。
安妮把钢笔扔进了垃圾桶，把手机塞进夹克衫口袋里。钱包弄脏了，也要扔掉，但里面的纸币完好无损。至于手袋，衬里湿了，但墨水没有渗透出来。安妮思忖着上午就买一个新的。一个商业长廊，这是个理想的场所，但她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她无法完成这项计划。与此同时，不管怎么样，她用自己的手帕先把包底垫上了。弄完这一切，她望着十指沾满墨水的双手，心烦意乱。
她可以回到那个咖啡馆里去，但一想到要再见到那个服务员，她就打消了念头。正在这时，她想到了解决办法。就在她前方，有一块牌子写着“公共厕所”，在这种地方，这可并不常见。厕所就在卡尔顿糕点房和德佛赛珠宝店后面。
就从这一刻开始，一切即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安妮走了三十多米，进入厕所，她推开门，发现面前站着两个男人。
他们是从通往达米亚妮大街的紧急出口进来的，朝着长廊里面走来。
顷刻之间……是的，就是这么可笑，但很明显：如果安妮再晚进来五秒，他们或许就已经套上了他们的风帽，或许一切就不一样了。
可事实就是这样：安妮进了门，大家都惊住了，僵立在那里。
她轮番打量这两个男人，惊讶于他们的出现，他们的穿着，尤其是，他们一身的黑色。
还有他们的武器——那些猎枪——即便是对武器一无所知的人，也会被震撼到。
其中个子比较矮小的男人嘀咕了一声，又像是一声叫喊。安妮看向他，他很惊讶。她立马把头扭过去，看向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更高大一些，脸色坚毅，棱角分明。这一幕持续了几秒，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定定地呆立在那里，显然都吓了一跳。两个男人匆匆忙忙地重新戴上风帽。那个高个子举起武器，微微转身，像是拿着一把斧子准备砍一棵橡树一样，他举起冲锋枪柄，冲着安妮的脸就砸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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