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局的走廊里都是喊叫、抱怨，那些会说一点法语的人威胁说要打电话给领事馆，好吧，随你们说，没人在意。还可以打电话给教皇呢，如果他是塞尔维亚人的话。
路易一直在打电话，分配命令，通知范霍文，调动队伍。他调动了一些人去城北和东北部。路易收集着情报，打听信息，做着调度。卡米尔又回到车里。目前还没有哈维克的踪迹。
那些女孩，她们都那么瘦吗？不，不完全是。住在一栋十一区拆除中的建筑里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就是体形丰硕的。孩子们在哭，总共至少八个；孩子们的父亲穿着件汗衫，瘦得跟豆芽一样，不算高大，但还是足以俯瞰卡米尔。他留着一撮胡子。他们都留着胡子。他去翻五斗橱找证件，全家人都来自普罗库普列。电话里，路易说这个城市在塞尔维亚中部。度桑·哈维克？男人没说话，还在继续找着。不，千真万确。他们把他塞上了车，孩子们还扒着他的脚后跟。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戏剧化，一小时后，他们就会去到街上，在圣马丁教堂和布拉维耶尔街之间乞讨，举着一张硬纸板牌子，上面用毡笔写着法语，还带着拼写错误。
那些玩牌的人倒是消息非常灵通。他们的女人们在那里辛勤劳作，年轻一点的在外面拉客，还有一些在看孩子，而他们，在那里打牌聊天。卡米尔和三个警察一起找到他们，他们把牌往桌上一扔，一副懒洋洋的模样，这已经是一个月里他们第四次被打扰了。但这一次，有个小矮子，紧紧裹在他的大衣里，脑袋上戴着一顶大帽子，他一个一个盯着他们的眼睛看过去，像是要钻透他们的视网膜一般，神情粗野又坚定，看得出来，他是铁了心地要找到他。“哈维克？是的，我们认识，但也不熟，”他们面面相觑，“你呢，你见到过他吗？”“没有，”配上遗憾的表情，“我们也想帮忙的。”“是啊。”卡米尔说。他把最年轻的那个拉到一边，一个大高个，感觉卡米尔选他只是因为他个子高，的确如此，因为他只要一伸手就能捏到他的裆部。大个子屈着膝盖拼命乱叫，卡米尔在边上四处张望。哈维克？“他要是不说，那就是真的不知道，要么他的命根子早就完蛋了。”一个同伙冒险说道。大家哄笑，但卡米尔没有。他从楼里走出来，所有人都被警察带走了。
一小时以后，警察们低着脑袋下楼梯，去往地窖的通道的天花板太低了。下面大得像个货仓，但高度只有一米六。二十四台缝纫机，二十四个非法移民。里面大概有三十摄氏度，他们都**着上半身在那里工作，没有一个超过二十岁。那些纸箱子里堆放着几百件打上鳄鱼标志的马球衫。老板想解释一下，被打断了。度桑·哈维克？这个当地手工艺作坊是被允许的，警方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老板经常提供很多信息。这一次，他眯起眼睛，像是在那里寻找着什么。等了半天，一个警察说他最好还是打电话给范霍文警官。
卡米尔到达前，警察们已经推倒了所有的纸箱，抓来几个有身份的，在给路易拼他们的姓名。那些年轻的工人贴着墙壁站着，像是马上就要融进墙壁里一样。警察到来的二十分钟后，地窖里面实在是太热了，他们被赶上楼，现在排成一排在街上，一脸受惊了、任人摆布的模样。
卡米尔几分钟后也赶到了。他是唯一一个不用低头下楼梯的。老板来自兹雷尼亚宁，离哈维克的城市艾莱米尔不远。哈维克？“不认识。”他说。“你确定？”卡米尔问。
能感觉到，这让他很不舒服。
16:15
我没有离开太久，以免错过朋友的到来。我也习惯躲起来抽抽烟，或者开窗让驾驶室透透气，但如果这个大个子哈维克想躲在这里，他最好快一点，因为他的老朋友快在这里累死了。
警察们正在上天入地地找他，应该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了吧。
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街角出现的是谁？我的朋友度桑的身影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认出来，像烟囱一样大，连脖子都没有，双脚外八字，像个小丑。
我把车停在了离入口三十多米的地方，离他刚刚出来的地方五十多米远。他走路的时候，我可以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有点驼背。我不知道他的窝里有没有母鸡，但这只公鸡，看起来倒是有点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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