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发子弹擦过她的右肩钉在了门上。安妮像只小狗一般跑着，为了通过门槛而再次翻滚。她现在奇迹般处于掩护之下了，背靠着墙壁。他能进来吗？怎么进？
奇怪的是，她没有松开她的手机。下楼梯、冲刺，她一路跑到这里都没有把它松开，就像那些在枪林弹雨之下，仍紧紧抓着他的毛绒玩具的小孩子。
他在干什么？她想看看。但如果他埋伏在那儿的话，她头上就会被第三颗子弹击中。
思考，要快。她的手指已经重新试过了卡米尔的号码。她挂断了，她要孤军作战。
打给警察？这荒郊野岭的，警察会在哪儿呢？光向他们解释要花上一段莫名其妙的时间，而就算他们过来，又要花上多少时间才能赶到？
就算快上十多倍，安妮也已经死了。因为他就在这里，非常近，在墙体的另一边。
当下的出路，是卡拉瓦乔。
记忆是奇怪的工具，感官都变得锐利如刀，一切都回想起来了。安妮的女儿阿加特是学管理学的，她在波士顿。卡米尔对此很肯定，安妮曾说她到那里去了（她从蒙特利尔去的，就是在那儿，她看到了一幅莫德·范霍文的画作），她还说那个城市很漂亮，很欧洲化，“旧派风格”，她补充道，只是卡米尔没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让他模糊地想到了路易斯安那。卡米尔不喜欢旅行。
他需要求助于另一份文件，也就意味着另一份操作说明。他回到文件柜，然后找到快捷键列表，原则上来说还不需要比他所处职位更高的授权。这个搜查网络运行得很快：波士顿大学有四千名教授，三万个学生，但这结果没什么用。卡米尔浏览了一遍学生组织，复制所有的清单，放在了一个文件里，他往这文件里添加了一个搜索名字的工具。
一个弗莱斯提尔都没有。她的女儿结婚了吗？她用的是父亲的姓吗？最保险的是用名字来搜索。不少阿加塔、阿加莎，但只有两个阿加特，一个阿佳特。三份简历。
阿加特·托马森，二十七岁，加拿大人；阿佳特·林德罗，二十三岁，阿根廷人；阿佳特·杰克森，美国人。没有一个是法国人。
没有安妮。现在，没有阿加特。
卡米尔犹豫要不要搜索一下安妮的父亲。
“他被选为四十个组织的财务主管。他在同一天里盗空了四十个账户，没有人再见过他。”
在说这个的时候，安妮笑着，但是是奇怪的笑。只有这么少的信息是很难办的：他是商人，卖什么？住哪里？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年代？有太多未知的东西了。
剩下的只有纳唐，她的弟弟。
对于一个研究员来说（但在什么方面呢？也许是天体物理这一类的），从对这个头衔本身定义上来看，也就是他出版研究著作，这是不可能在网上找不到的。卡米尔开始呼吸困难。搜索花了一点时间。
没有一个研究员是叫这个的，哪里都没有。最接近的是一个叫纳唐·弗雷斯特的，新西兰人，七十三岁。
卡米尔换了好几次思路，他尝试搜索里昂、巴黎，所有的旅行社……当他发起对安妮电话号码的最后一次搜索时，他脊椎的刺痒消失了。他已经知道了，这是在确认。
这个号码设置了**保护，要绕开它会有点烦琐，但一点也不复杂。
客户姓名：马里斯·罗曼。地址：枫丹欧华路26号。很明显，安妮住着的公寓套房是属于她邻居的，而且一切都在他的名下，因为一切都属于他，包括电话、家具，甚至那个放着乱七八糟的、摞得毫无秩序的书的书架。
安妮租下了整个带家具的套房。
卡米尔可以采取手段，派人去查证，但没有什么必要了。没有什么是属于这个叫安妮·弗莱斯提尔的幽灵。从各个方面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也是白费力气，他总是得到相同的结论。
实际上，安妮·弗莱斯提尔并不存在。
那阿福奈尔追杀的是谁？
安妮把电话放在地上。必须匍匐移动，她靠手肘慢慢这样做，如果她能溶解在地砖里就好了……她绕了客厅一大圈。找到了卡米尔留在小餐桌上的密码。警报器就处在正门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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