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làng、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糙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qíng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gān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qíng。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làng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chūn天,取了个小名叫“锦chūn”,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第二十八章 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làng。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làng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chuáng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chuáng,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qíng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huáng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qiáng,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cha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jīng明能gān,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qiáng,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cao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jīng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jiāo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jiāo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