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固有的丝绸棉布都褪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韩国的传统服装是白色，因为多山的半岛物产不丰，出不起染料钱。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绿，淡青，原来是写实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男绿女」──并不是官员才穿大红袍的。后人作画墨守成规，于是画中人穿那种冲淡的颜色。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忆录中写董小宛「衣退红衫」观cháo，众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为「退红」是最淡的粉红，其实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过身为名jì，她当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红，穿着更亭亭入画。
倒不是绘画的影响，而是满清入关，满人不是爱红的民族，清宫的建筑与室内装修的色调都趋向苍□，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极必反，汉人本来也已穿厌了「鲜衣」。有这旬谚语：「若安占，须带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海上花》里的jì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鱼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huáng褐色）的；小家碧玉赵二宝与她哥哥都穿月白。书中丧礼布置用湖色月白。显然到了晚清，上海的jì院与附近一带的小户人家已经没这些忌讳了。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xing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儿女□□□」中安志节的考据，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节了。「dòng房」这名词甚至于上溯到xué居时代，想必后来有了房屋，仍旧照上代的习惯，送一对新人。到山dòng中过夜。dòng房又称「青庐」，想必到了汉朝人烟稠密，安全清静的山dòng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树枝搭个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猎放牧的临时房舍。
从什么时候起，连农民也摒弃鲜艳的色彩，只给婴儿穿天津乡下女人的大红袴子。附近有一处妇女画chūn宫为副业──我虽只知道杨柳青的年画──都是积习相沿，同被视为陋俗。原因许是时装不可抗拒的力量，连在乡下，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嫌土头土脑了。但是在这之前，宋明理学也已经渗透到社会基层，女人需要处处防闲，不得不韬光养晦，珍爱的彩色只能留给小孩穿。而在一九四○年的香港，连穷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装了，穿传统花布的又更缩到吃奶的孩子。
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慡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凉光滑的，无法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它自有它完整的亘古的存在，你没份，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而我这是收藏家在古画上题字，只有更「后无来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属于别人了。我拿着对着镜子比来比去，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飘飘然。是什么时候绝迹于中原与大江南北，已经不可考了。港战后被我带回上海，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觉得怪，并不注意，只有偶而个把小贩看了似曾相识，凝视片刻，若有所悟，脸上浮出轻微的嘲笑。大概在乡下见过类似的破布条子。当然没穿多久就黯败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会工夫，就又消失了。
共产党来了以后，我领到两块配给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装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条雪青洋纱袴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对从前的人牵衣不舍。
排队登记户口。一个看似八路军的老gān部在街口摆张小学校的huáng漆书桌，轮到我上前，他一看是个老乡，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问了声：「认识字吗？」
我点点头，心里很得意。显然不像个知识分子。
而现在，这些年后，忽然发现自己又在那条神奇的绸布摊的街上，不过在今日香港不会有那种乡下赶集式的摊贩了。这不正是我极力避免的，旧地重游的感慨？我不免觉得冤苦。宁可冒身体发肤的危险去躲它，倒偏偏狭路相逢，而且是在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等于一同封死在铁桶里，再钟爱的猫也会撕裂你的脸，抓瞎你的眼睛。幸而我为了提心吊胆随时准备着被抢劫，心不在焉，有点麻木。
而且正在开始疑心，会不会走错路了？通到夜市金铺的横街，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当然顺着上坡路比较吃力，摸黑走又更费劲。就像是走了这半天了。正耐着xing子，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忽然一抬头看见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个泥金画卷，不过是白金，孤悬在黑暗中。因为是开间很小的店面房子，不是楼房。对街又没有房舍，就像「清明上河图」，更有疑幻疑真的惊喜。
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这家走到那家，柜台后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员穿着少见的长袍──不知道是否为了招徕游客──袖着手笑嘻嘻的，在他们这不设防城市里，好像还是北宋的太平盛世。除了玻璃柜里的金饰，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国。货品家家都一样，也许是我的幻觉，连店员也都一模一样。
我买了两只小福字颈饰串在细金链条上。归途还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怎么仿佛安全了点。其实他们那不设防城市的默契──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延展到百步外。刚才来的时候没遇见，还是随时可以冒出个人影来。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点，而且眼睛比较习惯了黑暗。这才看到拦街有一道木栅门，不过大敞着，只见两旁靠边丈来高的卅字架。大概门虽设而长开。传说贾宝玉沦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门？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怎么鹿港以外竟还有？从前买布的时候怎么没看见？那就还是不是这条街，真想不到，临走还有这新发现。
当然，也许是古□，不是古迹。但是怎么会保留到现在，尤其是这全岛大拆建的时候？香港就是这样，没准。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在黑暗中特别浓烈。不是倒马桶，没有刷马桶的声音。晚上也不是倒马桶的时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较空旷，不会这样热呼呼的。那难道是店面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而且还是马可孛罗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若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我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是跟它诀别了。不幸的她
（张爱玲12岁发表的作品）
秋天的晴空，展开一片清艳的蓝色，清净了云翳，在长天的尽处，绵延着无边的碧水。那起伏的海cháo，好像美人的柔胸在蓝网中呼吸一般，摩dàng出洪大而温柔的波声。几只洁白的海鸥，活泼地在水面上飞翔。在这壮丽的风景中，有一只小船慢慢的掉桨而来：船中坐着两个活泼的女孩子，她们才十岁光景，袒着胸，穿着紧紧的小游泳衣服，赤着四条粉腿，又常放在船沿上，让làng花来吻她们的脚。像这样大胆的举动，她俩一点也不怕，只紧紧的抱着，偎着，谈笑着，游戏着，她俩的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
她俩就住在海滨，是M小学的一对亲密的同学。这两朵含苞的花是差不多浸在蔚蓝的水中生长的。今天，恐怕是个假期，所以划到海心游乐的吧！
“雍姊！你快看这丝海糙，不是像你那管糙哨子一样吗？拾它起来，我chuī给你听！”她一面说，一面弯转了腰，伏在船沿上去把手探到水里。
雍姊忙着挡她，“仔细点！跌下去不是玩的。你不看见làng很大吗？”她不言语了，只紧靠在雍姊的怀里，显出依傍的神气。
夜暮渐渐罩下来，那一抹奇妙的红霞，照耀提海上金波似的。在那照彻海底的光明中，她俩唱着柔美的歌儿，慢慢地摇回家去。
暮色渐渐黯淡了，渐渐消失了她俩的影子。
五年之后，雍的爱友的父亲死了，她母亲带她到上海去依靠她的姨母，她俩就在热烈的依恋中流泪离别了。
在繁华的生活中又过了几年，她渐渐的大了，像一朵盛开的玫瑰一样。她在高中毕了业，过着奢华的生活。城市的繁荣，使她脑中的雍姊，和海中的游泳，渐渐的模糊了。
她二十一岁，她母亲已经衰老，忽然昏悖地将她许聘给一个纨侉子弟！她烧起愤怒烦恨的心曲，毅然的拒绝她，并且怒气冲冲的数说了她一顿，把母亲气得晕了过去。她是一个孤傲自由的人，所以她要求自立——打破腐败的积习——她要维持一生的快乐，只能咬紧了牙齿，忍住了泪痕，悄悄地离开了她的母亲。
飘泊了几年，由故友口中知道母亲死了。在彷徨中，忽然接到了童时伴侣雍姊的消息，惹她流了许多感激、伤心、欣喜的眼泪。雍姊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商界服务了几年，便和一个旧友结了婚，现在已有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孩子，正和她十年前一样，在海滨度着快乐的生活。
几度通信后，雍姊明嘹了她的环境，便邀她来暂住。她想了一下，就写信去答允了。
她急急的乘船回来，见着了儿时的故乡，天光海色，心里蕴蓄已久的悲愁喜乐，都涌上来。一阵辛酸，溶化在热泪里，流了出来。和雍姊别久了，初见时竟不知是悲是喜。雍姊倒依然是那种镇静柔和的态度，只略憔悴些。
“你真瘦了！”这是雍姊的低语。
她心里突突地跳着，瞧见雍姊的丈夫和女儿的和蔼的招待，总觉怔怔忡忡的难过。
一星期过去，她忽然秘密地走了。留着了个纸条给雍姊写着：
“我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我的凄清！
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碧海，呆呆地出神。
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的！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
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那从前的歌声呢！
附注：《不幸的她》刊于1932年上海圣玛利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署名张爱玲，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张爱玲与《凤藻》的关系颇为密切，曾相继在《凤藻》上发表散文《迟暮》、《秋雨》、《论卡通画之前途》、《牧羊者素描》、《心愿》等就可证明。但她在《凤藻》上发表的小说，《不幸的她》却是唯一的一篇，同时也是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摘自陈子善《天才的起步——略谈张爱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