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_张爱玲【完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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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俄国先生看见我画的图,独独赏识其中的一张,是炎樱单穿着一件衬裙的肖像。他愿意出港币五元购买,看见我们面有难色,连忙解释:"五元,不连画框。"

    由于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我画了许多图,由炎樱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些画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画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发糊涂。即使以一生的jīng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bào躁的二房东太太,斗jī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chuī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jì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

    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炎樱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那两句诗。

    一面在画,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会失去那点能力。从那里我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因之我们每天看见他炸茄子,(他只会做一样炸茄子)总觉得凄惨万分。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shòuxing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jīng神么?事实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qíng——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qíng,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在战后的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chuáng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chuáng,他又来了,坐在chuáng沿上。隔壁便听见她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chuáng为止。这一类的现象给人不同的反应作用——会使人悚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说不定。到底相当的束缚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医院院长想到"战争小孩"(战争期间的私生子)的可能xing,极其担忧。有一天,他瞥见一个女学生偷偷摸摸抱着一个长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为他的噩梦终于实现了。后来才知道她将做工得到的米运出去变钱,因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将一袋米改扮了婴儿。

    论理,这儿聚集了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其实一般的教授们,没有也罢),可是有许多书,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正是大学教育的最理想的环境。然而我们的同学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够无聊地在污秽的玻璃窗上涂满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为了无聊而结婚,虽然无聊,比这种态度还要积极一点。

    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xingqíng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当然,恋爱与结婚是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rǔ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qíng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xing。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xing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jiāo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gān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bī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qíng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qíng。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jiāo,男主角的旧qíng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论写作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是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累赘麻烦,人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最近纸张缺乏,上海的qíng形又略有变化,执笔者不得不三思而后写了。

    纸的问题不过是暂时的,基本问题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是无足重轻的一句风趣的cha诨,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对于老年人的脱发有极其jīng微的观察。她说:中国老太太从前往往秃头,现在不秃了。老太爷则反是,从前不秃,现在常有秃的。外国老太太不秃而老太爷秃。为什么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结论:旧时代的中国女人梳着太紧的发髻,将头发痛苦地往后拉着,所以易秃。男子以前没有戴帽的习惯,现在的中国男子与西方人一般的长年离不开帽子,戴帽于头发的健康有碍,所以秃头的渐渐多了。然则外国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因为外国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压在眉心,忽而钉在脑后,时时改变位置,所以不至于影响到头皮的青chūn活力。诸如此类,有许多值得一记的话,若是职业文人所说,我就不敢公然剽窃了,可是像他们不靠这个吃饭的,说过就算了,我就像捡垃圾一般的捡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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