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罗莲说：“比尔纳梵是最好的教授，他从来不当我们是孩子。”
她笑，“可惜他讲的是热力散播。”
我说：“那没有关系，我可以选他那科。”
她说：“他那科很难，他出的题目也很难，我最怕的，他一说到宇宙线紫外线，我的头都昏了，你想想，一个原子，有几层外壳？”
我笑，“第一层叫K层……”
罗莲说：“好了好了，别背书了，你也是的，这么穷凶极恶地念书，但是你算好学生，同学也喜欢你。”
我说：“我对基本的常识有兴趣。你想想，原子有什么不好？我喜欢。”
“纳梵下半年教你吧？”
“唔，圣诞之后，他还是教我们的。我不是不喜欢高克先生，他的化学与生物都合理得很，我还是等纳梵。”
我们一路走回家，五点钟，下微雨，一地的落叶，行人大半是学生了，马路中央塞车。天气相当冷，我嘴里呵白气，穿着斗篷，既防雨又保暖，罗莲撑着伞，遮着我。
回家要走十五分钟。
罗莲说：“你真很厉害，去年一上化学课就哭，倒叫高克老师向你道歉，什么意思？结果三个理科老师吓得团团转，B小姐叫我教你，高克叫我盯住你，纳梵说：‘叫她别怕，慢慢地学。’真了不起，谁不jiāo学费？你那种qíng形，真ròu麻，真可怕！”
我笑笑。
她比我高一级，常常老气横秋地教训我。去年三个教授赶着她来照顾我，她就不服气，跑来见到我，就冷笑说：“我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却不过是个瘦子，挤一挤便可以塞进汽油箱里去。”后来她对我很好，一直照顾我，有难题也指点我，过了一年，我们索xing搬到一起住，相处极好，一起上学放学，别有乐处。教授叫她找我，认识我，只因为全校只有我们两个是中国人，现在却成了好朋友。
到了家里，暖烘烘的，我们坐在一起做功课，晚饭早在学校饭堂吃过了。
她冲了两杯咖啡出来，我一路翻书，一路说：“纳梵先生的样子不漂亮，但是真……真特别，一见难忘。”
罗莲说：“你一整天提他，大概是有点毛病了。”
我说：“什么毛病呢？我又不会爱上他。”
“爱上他是没有用的，他又有妻子又有孩子，人这么好，你想想去，别提他了。”
我看了罗莲一眼。
我是不会爱上纳梵先生的，又不是写小说。
不过他是一个好教授。
去年在饭堂见到他，我就钦佩他，忽然之间问他：“你是博士吗？”
他笑了，他说：“我只是硕士。”
我居然还有那胆子问：“为什么你不是博士？”天下有我这种人，非bī教授做博士不可。
他说：“读博士只管那极小极小的范围，我不大喜欢，我读了好几个硕士，我现在还在读书。”
我睁大了眼睛，“是吗？”
罗莲在我身边使眼色，我才不问了。
后来罗莲说：“他总是个教授，你怎么老问那种莫名其妙的事？”
我才吓起来，以后看见他，远远地笑一笑，然后躲得人影都没有。一年来我读那几门理科，不遗余力，别人都是读过的，只有我一窍不通，什么都得背上半天，整天就是躲在屋子里念念念。
结果还考得顶不错。五条题目，我答了两条纳梵先生的，他的“红外线对人类贡献”与“原子结构基本讲”。大概是答得不错的。
后来罗莲看见他，第一件事是问他：“乔陈考得好吗？”
纳梵先生说：“很好呢！这孩子，以前吓成那样子。”
B小姐也问：“另外那个中国女孩子好吗？”
教会计的戴维斯先生因为在香港打过几年仗，很喜欢中国人，新开学，他也去问罗莲：“乔陈好吗？有没有见她？”
罗莲翻翻白眼，“当然见过，她现在与我同住。”
回来罗莲大发牢骚。
她说：“我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问问我怎么了？嘿！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眉开眼笑，“我迟钝，没有他们我不行，而且我听话。”
“真受不了。”罗莲说。
我默默地做着功课。
我喜欢去上课，这就够了。
第二天罗莲迟放学，我一个人走回家，才出校门，就见到纳梵先生迎面而来，他六尺一寸高，鬈发，浓眉，实实在在不算漂亮，可是他的脸有一种慑人的神qíng。我迟疑了一下子，笑一笑，低头走了。脸上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纳梵老师手臂下夹着一堆书，从图书馆里回来？他是这样的大方、和蔼、有教养、学问好、心qíng好，风度翩翩，穿着那么旧式的西装，普通的皮鞋，一点不打扮，那种姿态，却是惊人的好。
难怪人家说：最危险是让丈夫去教女子大学。念大学那种年纪，多数是无法无天的，不危险也变危险了。一年来大半学生都找到了对象，只除了我，我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爱人。
罗莲有一个男朋友，是奥地利人，她是很起劲的，天天一封信，还说圣诞要去看雪。我觉得欧洲人不过如此，想免费游东方，最好不如娶一个东方太太，或是嫁一个东方来的丈夫。欧洲这么冷，去享受一下热带的温馨，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家里都不会太差，他们也就是看中这一点。依我看来，中国女孩子除非长得特别美，否则不必与外国人混，得不到什么好处。
外国人也有好的，像纳梵先生，我想他的人格是毫无问题的。我喜欢科学家。
他这个学期头三个月没有教我们，过了圣诞才教。
学期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台上，独独他不在，我就到处问：“纳梵先生在不在？”
他们都叫我放心，纳梵先生快要做副校长了，走不了的。
但是这么多的老师，我反而与他最不熟。
在饭堂里休息着，他来买咖啡喝，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他微微地笑着，他稳重像一座山一样，他是这么可靠，任何女人看了他，都想：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
同学说：“你看，那是你的纳梵先生。”
我笑一笑。
他们的意思是，那是你心爱的教授。
我们这间学校小，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不超过一千，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这是小大学的好处，那么每个教授都认识我。
他们问我：“你去年回家了吗？”又问，“今年回不回去？”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动不动就大惊失色，信以为真，他们倒是很欣赏这种天真，我自己真懊恼这种迟钝，直到今年，那种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点，然而还是惹笑。
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他们要找我，就到图书馆，我好歹坐在那里，无论看什么书都好，我都坐在那里。
去年学生罢课，只有我一个人上学。老师看见我，心花怒放。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
高克先生来了，看见我，趋向前来，握着手，眉开眼笑：“啊，乔，你多么乖，坐在暖气边，在温习吗，不冷吗？”
我笑。发神经了，他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匪夷所思。
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或是印讲义，他总是忙的，我在一层层书架子后面看着他。心里面很定，纵使有什么事，大概可以找他帮忙。
他去年一直说：“你知道我在哪里，有难题请来找我。”
他不叫我“乔”，不叫我的名字。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他也不点名，不过凡是他的课，讲室总是客满的，他不把我们当孩子。
新近规定，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不准参加考试。他不管，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点名没有用，点得再凶，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
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还有什么好问的？
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老是侧着脸，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读大学的时候，他玩美式足球，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昏在糙地上，进了医院，出来的时候，一只耳朵就聋了。
罗莲叹道：“真了不起，连缺憾美都有了。”
我却听得津津有味，他毕业于诺丁咸大学，罗宾汉出没的地方。虽然也是科学家，他没有那种MIT，CIT的高深莫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我喜欢他。
罗莲念到最后一年，笑话自然更多。
她对我说：“你晓得考莱小姐？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课，但是大家礼拜三玩得七荤八素，星期四哪里起得了chuáng？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她等了一刻钟，不见第五个人影，冲下去报告校长，哪晓得一走，就又来了六个，气得她什么似的！哈哈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这真有点残忍。据罗莲说，在外国生活，不残忍是不行的。我倒不觉得，至少我没有那样，我也活得很好。
罗莲说：“你是例外，你一皱眉，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哭得不亦乐乎，今年挤来挤去，挤不出什么眼泪来，天大的事，推在明天再说，功课再多，一样样慢慢做还是可以的，只是实在多了，做起来未免辛苦，周末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变本加厉地忙，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不敢贪睡，那种熬法也不用说了，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说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