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好像现实和她们想象的出入很大。
三天后，天娇改头换面，来了个新的CEO，叫靳斯行，名字听上去很酷，但见了真人会发觉他其貌不扬，三十来岁，但杜风很是看重他，也对着陈敏娇夸了他好多，而让陈敏娇决定选择让这个人来重新管理天娇的原因是，他说他爱电影。
经历了杜风之后陈敏娇彻底明白了，一个影视公司不可能完全交给一个对于影视知之甚少的人来管理，换句话说，天娇要干的事，其实带了点理想主义的偏执，她需要有人能够理解这种小偏执。
跟靳斯行谈过后，陈敏娇才确认他的确是那个能够理解她想法并且也有自己主张的一个人，他有着金融和影视的双向知识，自己带来的团队也能够给天娇添砖加瓦，陈敏娇没有理由不要他。
她甚至把杜风转给她的股份转了10%给靳斯行，她虽然对于金融不太理解，但她明白人性，只有当一件事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完全相关的时候，他才可能做出最大的努力。将天娇的股份和营业利润完全与靳斯行挂钩，那么他必然会更加努力。
十月，对于天娇来说是崭新的一个月。
十月，对于整个华夏电影界来说也同样意义重大。
1979年7月15日，□□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8月13日，□□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注3)
随者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的不断加深，文化上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改革开放。
1979年10月28日，华夏将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华夏文艺工作者暨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同时开办第一届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注4)
而陈敏娇和元何青，都在电话里接到了邀请，主办方还特意发来了电报，希望陈敏娇和元何青能够作为电影工作者到场。
陈敏娇当然是要去的，电影不仅仅是商品，还能够是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映照。她没有理由推脱，也不可能推脱。在内地高层的眼中，电影的商品性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准确来说，在过去，对于内地而言，电影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统战工具和政治宣传物件而存在的，这导致了内地的电影有一些狭隘和放不开的地方。而陈敏娇猜测，这一次请他和元何青去，之前他们认识的《华夏电影》的主编李国良没少出力。
一问，也确实如此，李国良发来电报，说是会在北京等候他们的到来。
等靳斯行差不多能够稳定下天娇的状况后，陈敏娇就带着元何青出发了，她一同带上的，还有《侠盗》的拷贝带，因为李国良和她提起过，内地有一些人想要看一看这部电影。
这一次出行，陈敏娇没把自己当已经在香港红透半边天的女明星，而是把自己当作天娇的老板，或者一个最为质朴的电影手艺人来看。
到北京的那天是10月23日，他们来早了些，就是为了好好做准备。
李国良差人来接他们，是个秃了半边脑袋的中年男人，见面十分热情。。
“我们住哪?”
李国良说他会安排完全，所以陈敏娇这样询问。
“东棉花胡同43号。”
陈敏娇敏锐地捕捉到一件事，“中央戏剧学院是在这附近没错吧?”
“欸，说对了您嘞，中央戏剧学院离挺近。”这人讲话北京腔特浓。
“你感兴趣?”元何青问她。
陈敏娇点了点头，她能不感兴趣吗?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并称北京传媒三大头。哪一个拎出来不是在娱乐圈能打的?
他们是坐车去东棉花胡同的，李国良心细，知道陈敏娇作为女生行李可能会多，这才叫人开车来，若是只有元何青这个老友一人，只怕他只会让元何青蹬着永久牌自行车自己前往了。
好在元何青的陈敏娇曾经都是大陆人，来了这语言也通，所以就算秃头大哥讲不通粤语，三个人也能够好好地交流。
“到嘞!”秃头大哥扫了一眼窗外，叫司机停了车，“咱啊，从这胡同进去，走一截就是了。”
“好。”
这不是陈敏娇第一次来北京，但却是她第一次来到这样具有生活气息的北京角落。上一次她来不过是为了跑批文，根本没有闲暇时间来这些地方晃悠，现在亲临，她顿时有些百感交集。
胡同错综复杂，小道蔓延也蜿，有些涂着红漆的门大敞，在他们一行人提着行李路过的时候还会探头伸手来打招呼，秃头也算是外向，跟谁都能唠嗑两句，一路人把家常拉完，有时候还会碰见穿白裙的少女骑车而过，树影斑驳，秃头提声问一句去干嘛，那女孩会笑着说，严叔，打醋呢。
陈敏娇很少在香港看到骑自行车骑得这样悠闲的人，要知道香港人很多，路上都是，大家就算骑车，也是为了求一个效率。到了北京却是不同了，换上老爷子骑车，说不定还能嘴上给你唱一段京戏呢。
“到了。”严秃子眨眨眼，先把行李搬进天井，“就这儿。”
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四合院，天井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晾晒着奇奇怪怪的陈敏娇有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不是特别干净整洁，但很有一种家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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