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浏览了一遍说：“叫王慧欣的这个人写的书稿，不是上次被毙掉了吗?是不是办公室弄错了，还要再重审一遍书稿吗?”
隔壁同事扫了一下打了个“嘘”的手势说：“听说这个作者跟总编私下有交情，所以总编还是力推她的书稿，书稿可能之前做了些调整，但我觉得依然写得比较糟糕。”
“原来是这样，没有关系，我会坚持我的意见。”说完，我又大概浏览一番，便去了会议室。
到点准时开会，总编主持会。对于每份书稿，所有人发表意见陈述。总编记录很认真，对于大家的讲话亦是频频点头。
“刘思媛，轮到你了，谈谈你的想法。”我本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最后再谈自己的看法，但被总编点了名。
“已经是第三轮讨论了，五份书稿，我对前三个书稿没有异议，我认为可以过了。第四份书稿在几个人物角色塑造上有些极端激进，和书中所描述的现实场景和成长环境不太契合，建议再调整。”我说到这里，总编看着我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说。
“关于第五份书稿，上次讨论的时候，这份书稿是被毙掉的，也就意味着书稿的整体框架和文章脉络都有问题，不是一些细微的调整和改动就可以解决的，除非整篇书稿重写。所以，这份书稿我的意见是没有再讨论研究的价值了。”我客观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总编听后皱了皱眉说：“小刘啊，凡事不能这么绝对。你做编辑工作的，你应该知道一个人写这么厚厚的一份书稿，也是要下很大功夫的。有做得不够圆满的地方，我们要给她更多的机会去改，这也是对作者劳动的尊重。”
“总编，如果她可以从头到尾重写，写成我们所期待的样子和水平，我是同意过稿的，没有问题。但是第一次审稿后，对她的文稿提出很多意见，现在呈现出的结果是，那些问题依然存在。这说明作者并没有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去进行创作，也没有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这样出来的书稿必然对读者是不公平的，也会影响到出版社的声誉。”我直述着自己的理由，全然没有注意到总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总编不再理会我，转向看着副总编说：“刘思媛说这番话，你怎么看?”
副总编用手推了推眼镜，咳了一下嗓子说：“小刘还是太年轻，说话做事有些执拗。很多时候看问题要全面地看，比如第五份书稿的问题，的确书稿有很多需要改动的地方，但是小刘所提的意见一定就都正确吗?”副总编又扭头转向我说：“小刘，毕竟你是本科毕业，底子还是不一样啊。很多时候，因为你自己的视角和境界不够高，会使你看待事物有偏差。所以，还是要多审视自己，这样才会有所长进。”
听了这话，我突然心如刀扎，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总编听了这席话点了点头，又转向另一位同事说：“小李，你怎么看呢 ”
小李一脸媚笑地看着总编，又看看副总编说：“我觉得两位领导说得对。我和刘思媛同年入职，审稿过稿的经验还是差了很多。第五份稿在我看来，作者已然尽了最大努力去修改，我们应该看到和肯定他的成长。思媛，我觉得你在审稿时有时有些情绪化，把自己的观点和思路强加给作者，这样是不合适的。你这样做不够专业，还是多从自身找问题吧。”
“我欣赏小李这样的同事，年轻人多自省才有未来，有包容之心容人之量才能走得更远。”总编说这话的时候，却是在看着我。
我欲回嘴说话，一旁的同事在桌下扯我衣角，示意我不要再唐突冒然说话，并附我耳边说：“不要因小失大。”
“你们在干嘛，嘀咕什么呢?”总编这样问，大家便齐刷刷看着我们。
我没有回应，一旁的同事急忙说：“没什么，我觉得大家说得对，年轻人还是要多学习、把专业做强了才能更好保证审稿的质量。”
大家对第五份稿又提了些修改意见和建议，这份稿就算过了。
也许是因为这件事的原因，在今后的几日里，大多数的同事见到我冷淡疏远了许多。隔壁同事安慰我说，谁都不愿意因为我而得罪总编，这是世态也是人性。
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回到家里，父亲看到我蔫头耷脑的情形也猜测到了三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因父亲年事已高，通常在外边有不顺心的事情，我并不喜欢同父亲讲，因为不愿意父亲再着急难过。但在父亲再三追问下，我还是说了实情。父亲对我自小严厉管教，凡事无论对错必然先让我找寻自身的原因，我想此事父亲也会如是。听我讲后，父亲竟然说：“你有我的风骨，你做得是对的。咱刘家人从来不媚上，讲真话做实事，要用良心做好工作。”
父亲这样一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父亲继续说：“记得当年我上山下乡所在的公社，社长是当地的土皇上，很霸道。有一次做事实在蛮不讲理，我写了大字报贴在了公社墙上。”说完，父亲还是一副得意的神色。
“可是，我怎么觉得您做事一向是谨言慎行，多忍让和包容，也没有和谁发生过争执。”我回应着父亲。
“现在不是年龄大了吗?锐气都没有了。况且有了家庭，为了家人也得少招惹是非，所以凡事三思而后行。”父亲说着递给我一杯热水说：“快喝吧，一会儿凉了。凡是你做对的，我都支持你。休息一会儿，等会儿饭就熟了。”说完，父亲去了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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