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视学》这一本学术作品，则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特殊领域内的专著——这是一本专门讲述画法几何学的著述，在该领域内是先驱之作。而这一本书，则是在宫中画匠郎世宁的帮助下，定稿完成的。
这郎世宁是意大利人，于康熙五十四年前来中国传教，结果一到北京却被康熙皇帝相中了艺术才能，进入内务府辖下画工处，成为一名宫廷画匠，不让他传教。康熙五十四年郎世宁来华之时，石咏的工作重心已经从造办处转去了营造司，所以他的人生轨迹一直与郎世宁没有交集。直到此时，因为与年希尧讨论他们的“欧洲出版大计”，他总算认得了这位在后世鼎鼎有名的宫廷画师。
“郎世宁先生，您最近在忙什么?”
郎世宁觉得石咏虽然身居高位，但是没有架子，而且一直保持着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在艺术方面则有较高的修养，他便很乐意与石咏交流。
“咏大人，我现在很忙碌，非常忙碌——我在绘制皇帝陛下的行乐图!”
“行乐图?”
行乐图是人物肖像画的一种，画中的人物大多作游玩消遣状，与比较“官方”的朝服像之类有较大差别。
进入五月之后，雍正便再次搬去圆明园。与此同时，包括石咏在内的臣工们，也能感觉到雍正皇帝的情绪终于慢慢地恢复正常。他不再以极度繁重的政务来麻痹或是惩罚自己，随着西北战事的暂时平息，以及江南等地新政的缓慢推进，这一位皇帝陛下心中最大的压力已经慢慢纾解了。
可是与此同时，雍正却似乎隐隐约约地愁绪难遣，不知是为了已逝的贵妃，被迫自裁的昔日爱将年羹尧，还是那些再次与他生出嫌隙的兄弟们。
听说雍正命郎世宁绘制行乐图，石咏忍不住来了兴致，脱口而出，问：“是那种cosplay的行乐图吗?”
话一出口，石咏便意识到失言了。所幸郎世宁也没听懂，问：“科斯泼雷?”
石咏只能硬撑：“前一阵子在南方见过一名英吉利来的画匠，向我提起过这种肖像画，就是画中人物是穿着与现实中完全不同的服饰，甚至有些像是戏剧的演出服，装扮成为另一个身份，被画成行乐图。”
郎世宁听了石咏的解释，激动地点头，说：“是，就是这种!”
他喃喃地道：“原来这种绘画叫做科斯泼雷?皇帝陛下只管这个叫‘变装’呀。”
石咏不禁为自己的口误感到万分后悔，希望郎世宁不认识什么来自英吉利的传教士，免得到时候双方一对质，就发现不对了。
“说实话，我非常享受给贵国皇帝陛下画行乐图的工作。现在的皇帝陛下非常开明，我的画技不再受到束缚，因此很多在上一任皇帝那里，我已经丢弃了的画法，现在也都被我一一捡拾起来了。”
石咏好奇，于是详细地问了问。原来康熙皇帝在时，宫廷画师之间的主流观点并不接纳“透视”画法，中国画中对物的视点不止一个而是几个，视线的角度也是不固定的，因此人们欣赏画作时，无论看向哪里，都仿佛是视角“呼”地一下就挪到了那里，这是中国人所欣赏的“艺术性”与“虚构性”。
所谓行乐图，在红楼之中，惜春画大观园图，乃是引用了匠人在盖园子的时候便绘制出的一张细致图样，照着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然后再填上人物，大体便是这种画法1。然而熟悉西洋画法的郎世宁却非常不习惯。
但是到了雍正朝，在画法上郎世宁是确确实实被解绑了。他开始通过具体作品向中国的皇帝展示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同时，在前一阵子营建圆明园的过程中，郎世宁开始尝试了使用欧洲的焦点透视法绘制这座东方名园，并且辅以人物。这些人物并不如以往的肖像画一般是平板板的正面，开始出现侧脸，或是仰头颔首，脸上开始出现阴影……这些技法，都是以前康熙皇帝完全没法儿接受的。
但是雍正这里，这位帝王对郎世宁的画法却非常欣赏，甚至有一回，皇帝本人直接在郎世宁绘制的样稿底下批了一行字：“此样画得好!”
郎世宁自然大感鼓励，除了兢兢业业地完成画工处交给他的工作之外，闲暇之余，也开始教授其余画工西洋透视法，以及油画技法。
而这几日雍正在圆明园，手头上又没有紧急的政事要处理，便生了画“行乐图”的心思。
这时候郎世宁正眼看了看石咏，说：“咏大人，我见你骨骼清奇……”
他一开口，石咏便觉得往下没好话。果然，只听郎世宁说：“你身材与脸型都与皇帝陛下相似，不如你代皇帝陛下做一个麻豆，试一试这些行乐图服饰吧!”
石咏：“这……”
他的内心是一百万分拒绝的，但是禁不住郎世宁开口扣上了一顶“为君分忧”的大帽子，再加上郎世宁又向总管内务府的十六阿哥提了一句，十六阿哥最是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亲自在雍正皇帝面前提了这茬儿，说是郎世宁亲自举荐，让石咏为君父服其劳，穿着行乐图所用的服饰，让皇帝过目。
雍正便非常爽快地拒绝了。
石咏被传至圆明园勤政殿外的时候，内心是极为崩溃的。但是当他穿上造办处呈上的“洋装”之时，刹那间似乎时光倒流，他仿佛回到原来的时空——造办处为皇帝“变装”而准备的，正是一件三件套西服，燕尾长外套、马甲、西裤，除了基本服饰以外，还有丝绸围巾、丝绸帕子、金纽扣与袖口，等等极为精致的佩饰，另外配一双高帮的马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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