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很快就被清点完毕，在清点的过程中梁山伯发现鄞县还使了心眼，缴粮交给上级的粮食大多是较重又贱价的豆类，留在谷仓中的皆是粗粮和粮种，由于缴粮大多是以“称重”的方式，鄞县又是下县，这样居然也糊弄过去了。
“缺的不是八千石，而是一万二千多石。”
祝英台小声在梁山伯耳中说着：“我们算账时都忘了还有过去几年库存的粮食。我看了下库曹前几年的入库账本，再和粮袋上记录的入库时间推算，平均每年都少两千石左右，五年下来共少了一万二千多石。”
梁山伯翻看着祝英台划出的数字和这几年的对账簿子，不难发现最初时每年缺损的粮食还不足一千石，这个数字还不算离谱，因为粮食没有脱壳，出粮时有时候会有损耗，再加上霉雨等因素，有几百石损耗很是正常。
但越往近几年，这数字就差的越大，尤其在前任县令当任的这两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三千石的缺口，简直是耸人听闻。
事关秋收缴粮，那县令只是因收受贿赂入罪，又不是贪污库粮，若不把这事弄清楚，到了年底粮官催粮时梁山伯必定要背上这个黑锅。
他才刚刚上任，自然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做这个背锅人的。
“杨县丞，这粮食的数字，好像有些不对?”
梁山伯并没有上来就兴师问罪，也没有咄咄逼人。
一旁的祝英台还以为梁山伯要勃然大怒彻底问责，没想到他这么软绵绵的态度，顿时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令公英明，确实有所不实……”
杨勉见梁山伯似乎并不准备“小题大做”，心里松了口气，忙带着笑容上前解释：“令公没在鄞县住过，可能不知道鄞县的情况。我们这里这几年年年闹水灾，城外常常受灾严重，这时候就要免了田户的粮租，还要赈灾、借贷第二年的粮种，缺口也就越来越大……”
“既然是有正当用途的，为何不予记账?”
梁山伯翻着簿子，确实在里面发现“赈灾若干”的字样，却没有看明白，“既然是年年都有水灾，可见必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何不勘查河工，寻求解决之道?”
“县令爷这说的，上任令官要都似你这般，哪里有今天这些事!”
杨勉身后跟着的主簿见梁山伯是个性子软的，插嘴道：“江令公哪里关心这些事，发水了就叫人迁走，迁回去就给粮种继续种。我们倒是想记，赈灾时乱糟糟的，哄抢之事经常发生，我们自己人手都不够，哪里有人去记这些!”
两人一唱一和，将所有问题都丢给上任县令了。
“上任县令如今在狱里，难道还能找他将缺的粮食吐出来?今年秋收过后总是要缴粮的，这几千石缺口，如何应对?”
梁山伯看着满粮仓的粮食，愁眉不展：“难道我这县令刚刚上任，就官位不保了不成?”
他的气质本就不强势，如今忧叹连连，任谁都看得出言语中的痛苦和不甘。
杨勉和那主簿对视了一眼，眼中皆有喜色，再见梁山伯身后的算吏毫无表情直挺挺站着的样子，心中把握更甚了几分。
“梁令公，可否借一步说话?”
杨勉左右看了一眼，伸手请梁山伯过来。
梁山伯身边的侍卫想要说什么，被梁山伯一个眼色制止，只能作罢。
杨勉和主簿领着梁山伯到了粮仓一处无人之处，压低着声音说：“令公，这几千石的缺口，其实说难很难，说容易也容易……”
“哦?”
梁山伯神情兴奋。
“如何容易?速速说来!”
“令公，我们鄞县的甬江每年都会泛滥，加之靠海，夏季还常有狂风，这几年常常歉收，赈济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些上官都是知晓的。”
杨勉犹豫了一下，一鼓作气地说：“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在赈济的时候将耗费的粮食多写一点，将歉收的数字写大一些，这样赈济的粮食多了，收上来的租子少了，亏空就做平了。”
他还不知道祝英台已经根据几年前的产量和进出账，算出了这么多年一共欠下的亏空，还以为梁山伯头疼的只是上年亏下的三千石，这才出了这么个主意，要帮他把去年的糊弄过去。
若梁山伯没带了祝英台来，在人生地不熟、不了解鄞县情况又情势急迫之下，这三千石粮食的亏空说不得就要用杨勉的法子补上了。
可现在这种情况，明显亏空只会越来越大，之前少的还不知道在哪里，要是出了事，他哪怕只做过一次假账目，这债就得他背了。
“你怎么确定今年就会泛滥?这老天爷的事情怎么能说的清楚，万一今年风调雨顺呢?”
梁山伯踌躇着支支吾吾，不肯应下。
听梁山伯说“风调雨顺”，杨勉表情古怪地笑了一下。
“令公，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甬江泛滥是板上钉钉的事，您若想坐稳这个位置，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他甚至打了包票。
“若是令公是担心这件事被人发现，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鄞县的百姓早已经习惯了每年夏天的赈济，况且您第一年上任，施舍的粮食多也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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