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秀见了她带过来的那一堆信件，也是大受鼓舞，十分感动，这些信件来自五湖四海，出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之手，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有单纯与她探讨小说情节的，有对她表达崇拜或贬损的，还有叙述自己心事的，每每看来，她都十分受感动，这是个内敛的时代，不像现代，随便在微信上捡个漂流瓶便能跟人谈天说地，这时候的人们轻易可不会对人推心置腹，何况是对她这么个陌生人，看着信件内那些诚信挚意的倾述，她便十分心安。
其实这个时代，批判性文学才是主流，在这样国危民卑的时候，需要的是像鲁迅先生那样以笔为刀，为了国家复兴而战斗的勇士，是在报纸上、在课堂上为了人民教化和开智不断痛心疾首的呼和呐喊的名儒大师们，她这样写娱乐性小说，偏还获得如此大成功的人，不免有些自卑又心虚，觉得自己大不合时宜，有一次她还在报纸上看到过一篇社会名人点名批评她的文章，名士的文章自然写得是花团锦簇、辞藻华丽，洋洋洒洒一大篇，读来只叫人拍案叫绝，可冬秀却看得浑身发冷，读完那篇文章，她几乎要以为自己成了个误国误民的汉奸了，自我怀疑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缓过来。
她也曾想过，她写小说有什么高深的立意么，能给读者传达什么伟光正的观念么，对社会有什么好的影响么，能起到什么振聋发聩的作用么？
好像都没有，她就只是想给读者传达一些正确的三观和很多的快乐而已。
她写《提刑官宋慈》是为了给世人传达善恶观和一些法检常识，《才子变身记》和《三寸金莲》是为了替女人叫屈，反对裹脚、支持读书，这倒是出乎意料取得了成功，借着社会变革的东风，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和影响，至今都还有人来信感谢她，说是因为她的小说逃过了裹脚的厄运，还得以进了新式学堂读书，才完结的《上错花轿嫁对郎》是为了向人们传达一种全新的婚姻相处模式，希望可以让那些婚恋观混乱的人们能认清婚姻的本质。
这本来是没错的，不过娱乐之作而已，怎么也犯不上挨骂啊。
可坏就坏在她的小说实在太成功了，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而且还是个区区写白话小说的，又不是写得什么警示醒民的惊人之作，凭什么引得人如痴如醉的大肆追捧呢，简直哗众取宠、巧言令色、沽名钓誉……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柿子捡软的捏，最后可不就被嘲得狗血喷头了么。
也是她宅在安逸平和的世界里太久了，经不起丁点的挫折和打击，还很是郁闷了一段时间，后来回过神来想想，这算什么事啊，她是经过现代网络骂战的人哪，那些躲在暗处随意指戳辱骂她的人她曾经都可以一笑了之，现在却如此不淡定了，真是快被养成娇小姐了。
而正是这些读者的来信，让她找回了信心，不论这些信的内容是什么，都是对她的一种肯定和认可。
也许她的小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最少，她能使他们快乐，能丰富他们贫瘠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不是么!
据报社统计的读者反馈，这“作者有话说”环节也颇是受欢迎，好些人都盼着作者能多写些、写长些哪。
冬秀到很能理解他们的这种要求，或者说爱好。
以她现在的名气和神秘程度，在那些读者眼中估计跟现代的偶像明星也差不多了，人都是有窥私欲的，看文的同时，还能看些作者本人的生活片段或内心私语，也是能大大满足他们的。
冬秀自己到真是十分乐意的，这一年下来，她还真写了不少的随笔，有散文、有故事、有议论，或者漫无边际的猜想，这还是受了胡竞之的写日记的影响呢，她也跟着养成了每日动笔写点东西的习惯。
这些随笔里有她对某一后世已经消失了的风俗的描绘和惊叹，有对哪家小摊子上的点心的赞美，有北京城四季美景和气候变幻的描写，有在六国饭店吃饭经历的总结，还有去年自己动手做腊八粥的过程记录，总之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吃喝玩乐的方方面面。
这些本来很平常的事物，在她这个未来人的眼中却是别有风味和情趣的，总是显出一种情怀和神秘来，加之她擅长幽默调侃的写作方式，这些事物在她笔下倒绽放出别样的惊喜和生命来。
她把里面涉及隐私和忌讳的篇章拿出来，将那些剩下的交给王稚萍，叫她看着往报上登载，最好是与她的番外篇错开，毕竟那个番外她也不会每天都写，一个月顶多出三篇就差不多了，这些随笔正好可以补充进去。
王稚萍拿着那本已经装订好的册子，一开始还以为是宝先生写的新书呢，翻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先生自己的日记。
这，这样私密的东西能登到报上去么，她都不好意思翻看，否则总有种自己在窥探别人隐私的罪恶感。
“没事儿，我既然能把它交给你，那就是不怕人看的，那些不好亮出来的内容我一早就剔除啦！”
既然宝先生这么说，王稚萍只得答应下来，又与她商定好了刊载周期，便回去了。
回去后第一件事便是开始翻看宝先生的日记本，里面第一篇便是“坐火车记”。
讲述了宝先生第一次出远门、入京乘车的全部经历，里面有赶路时几次换乘交通工具的艰辛、买火车票时的惊恐、对一等座车厢之豪奢的惊叹、火车上吃西餐的趣事、坐火车的后遗症等等，语言十分的诙谐幽默，即便是在描写那些让人反感的事情时也显出一种调侃打趣的意味，叫人读来捧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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