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下楼吃饭,我对着那张长方形的水晶餐桌毫无食欲。餐桌上杯盘林立,头盘、主菜、汤和甜点堆在一起,这种不讲究次序的吃法让我想起“礼崩乐坏”四个字;主菜是奶油焗虾,餐酒竟然是配牛排的白马庄,这简直不能忍。
“香槟呢?拿香槟!”我对着付师傅的徒弟喊。 我是用力喊的,作为出了名的好脾气,我把这位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哥吓了一跳,他把用锡纸包着的香茅草烤鱼放在桌角 ——天,云南菜都出现了——就怀抱着两个盛满酒的醒酒器,匆匆往厨房走。
走到一半,小哥又回头,声音发着抖问我:“这些酒要倒掉吗?” 我叹口气:“煮一点儿水果吧——有没有雪梨?” 我忘了小哥是怎么回答的,也不记得后来有没有吃到红酒煮雪梨,因为我刚刚把他打发走,就听到敲门声。 我跑去开门,门外是陈言,他怀里抱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给我的礼物。秋天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脸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他穿着一件棒球衫,一头卷发在秋风里微微飘动,怀里的牛皮纸袋露出酒瓶的上半截,他朝我一笑,厚嘴唇里一排雪白的牙齿。
鲜衣怒马,翩翩少年。
我只爱过 这一个 人, 这并不 悲哀, 悲哀 的是我 无从确 认他是否 喜欢我。
陈言在大 学里读的 是经济 学, 像所有 有精英 情结的 人一样, 他十分看不起像我这样读艺术的人,他认为我既没有研究问题,也没有创造价值。
他对我讲过这样的话,我是这样回答的:“对啦,我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一生追求纯粹的爱情,我的理想就是和我爱的人共度一生。 我能给出你们给不了的最大手笔的表白,比如写一本书,或者拍出一部电影。”
我记得当时他笑得很凶,他说,爱情是悲剧的开始,表白是爱情的开始。所以“我爱你”三个字从一说出口,就一去不回头地走上了通往悲剧的路。
“那么要怎么办呢?”我问。 “保持距离。” “如果对方穷追不舍呢?” “远走高飞。”
说好的是女生party,我拦在门口不让他进。可我实在低估了陈言要泡妞的决心,他和我僵持到我冷得受不了,我只好把门让开一条缝。
那天的party一直闹到深夜,后来她们开始不停地叫朋友来,有男生也有女生。不知道从几点钟开始,我的客厅里竟然挤满了人,杯盘桌椅全都不够用,连咖啡杯里都倒上了酒,一直放在书房里的单人沙发被拉出来,上面坐了两个姑娘。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家里的存货不多,所有的食物和酒都吃完了——或者说,扔完了,但是他们还要喝酒。
“去买酒。”我拿出两卷现金交给付师傅。
连常年活泼殷勤得如同通了电的付师傅都颓了,耷拉着大脑袋:“刚才一个女孩要吃鱼子。”
“去买鱼子。” “已经十一点了,只能去我们酒店找一找。” “那就去酒店找。明天一早我爸妈付钱。”家里的现金只有这么多了,我懒得去取钱。 打发走付师傅,我一回头,见陈言正坐在条桌的正中央,两侧都是笑得正欢的姑娘。他的眼睛却时不时越过她们的头顶,看着客厅对面的陈白露。
陈白露坐在飘窗前的一把藤椅上,埋头切着雪茄,一脸的不耐烦。 那只雪茄她只吸了一口就搁在了一边,起身走了。 陈白露经过我的时候,脸颊已经像五月怒放的桃花一样通红,低声跟我说:“我到你卧室睡一会儿。”没等我回答,她就挤过人群,消失了。 她走得太急,像是身体不大舒服,我推开卧室门,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一只手撑在墙上,一只手拉开我放在床头的小冰箱,冰箱里橘红色的光微弱地透出来。她拿了一盒冰激凌,又从椅背上拿起一条我扔下的丝巾,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
“你怎么了?” 她半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解开衬衫领口的两个扣子,露出半个丰腴的胸脯。然后她把包着冰激凌的丝巾捂在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脸上红云滚滚。
“喝点儿普洱解酒。”我转身要拿茶盘。
她边咳边摇头。
“我没有喝酒。”她勉强说。 “心里很热。”她平静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体温烤化,水珠从薄薄的丝巾里渗出来,成股地流进文胸里。 “这太冰了。”我把丝巾从她手上拿开,她握着丝巾的手指是冰凉的,但手背却滚烫。 “给我吃一点儿——勺子呢?”她边喘息着边四下看着,宽大的双眼皮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更深了。书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盘里的小勺子,想说什么,又低头咳嗽起来。
“不行。” 我不能说“去医院”或者“去吃药”之类的词,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态的讳疾忌医,又或者,这是在暗示她不够强大,需要靠别人的摆布才能恢复健康。
我甚至从未见她吃过一片药。 “那,给我一瓶水。” 我从只剩了一个底儿的矿泉水桶里倒了一杯给她,她伏在沙发靠背上摆手:“没有气泡水了吗?” “气泡水都在冰箱里,你不能喝。”这是我的妥协,她也不再和我争了,接过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后她叹口气摇摇头:“还是热。”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听着她沉重的呼吸声,担忧地说。 她果然一听到“病”字,脸上立刻浮现出短暂的乌云,但是很快被病容驱散了。 “可能有。我最近都不大抽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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