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看陈白露吧！”我拉伸着僵硬的脊背，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活泼又快乐。
陈言答应了。我们在路上见到卖糖油饼的小摊，陈白露最爱吃的， 买两只带上。干燥、无风的清晨，寒冷像短小而薄的匕首，一把把从围巾的缝隙、从袖口、从帽檐插进来，让人无处躲避。
陈白露工作的地方在百子湾。传说呢，在百子湾扔下一颗炸弹，北京传媒业就会瘫痪。这里有几百家和传媒相关的工作室，昼夜开工，永远生机勃勃。
我缩着脖子走出电梯，跟着陈言走进其中一间，被扑面的热浪吓得一怔。
一百平米的房间里，至少三十台电脑在工作着，每一台面前都坐了一个戴大眼镜的瘦男孩，陈白露坐在窗前的单人沙发上，两腿张开，目光炯炯，像个彪悍的武夫。脸上挂着两团大大的黑眼圈，皮肤灰暗无光。
我把糖油饼给她，她接过就咬，没有道谢。
陈言问：“今天回家吗？” “还有三天。”
我惊：“你一周都吃住在这里？”
陈白露还没说话，一个男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陈姐，我一天一夜没睡了 , 我想——”
这可怜的男孩连高声说话也不敢——也许是不能，他的脸上浮着一层菜色。
“你叫她陈姐？你多大？”我忍不住问。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陈白露，我觉得新奇，仿佛她是60年代的纺织工厂里戴着白套袖的女领班。
“我是91年的。”男孩说。 小我们三岁。现在十八岁的孩子读个中专，也出来谋生了。 “谁不是一天一夜没睡？”陈白露挑起眉毛。 “我，我集中不了精神——” 陈白露起身开了冰箱，拿出两罐红牛，咚的一声放在男孩的电脑前。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 那男孩默默地坐下了，易拉罐开启的声音像一声小小的爆破，在机器运转的声音里一闪而过。我刚要开口，陈言朝我摇摇头。 我闭了嘴。 我们走的时候，陈白露起身送我们到电梯间。 一出工作室的门，陈言就把眉头拧成了一团。 “十八岁的小孩不能这么用。陈白露。”陈言说。
“应该怎样？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我在旁边给他们榨果汁，杯子上再插一把小阳伞？”她越疲惫越显出一脸刻薄相。
“八小时工作制是有法律规定的……” 陈白露立刻笑了：“你真是没出去工作过。少爷。”
陈言开始难堪了，我在一旁换话题：“如果赶时间，为什么不多包一间工作室？” “因为我是商人。”她说，而我依然木着。 “我要赚得更多，不是更少。”她又说。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然后我们像两个被训斥了的孩子一样，垂着头走了。
~4~
转眼到了2010年的万圣节，陈白露二十二岁生日。我的生日在她之后不久，从10月初就开始收到长辈们送的礼物——说是长辈，有些我并不熟悉，大多是我父母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半生不熟的人比我的父母还了解我，他们送来的礼物总是最合我心的：有一段时间我迷恋水晶酒杯，后来就收到了成箱的来自捷克、奥地利、印度和南非的水晶酒杯； 又有一阵子喜欢灯具，后来我家里的灯多到摆不下。好在我喜欢的都是小玩意儿，不像陈言爱好玩车和腕表。
但我的兴趣转移得很快，那些酒杯我玩了几天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连同没有地方放的各式灯具，一辆车送去了杨宽的会所。今年入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戴帽子很好看，于是开始专心搜罗帽子，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收到了铺天盖地的帽子。
最好的是一顶水貂皮软顶帽，光滑匀净的褐色短绒毛上带着白尖，也没有一般皮草的难闻的味道，而是一股黄沙夹杂青草的香味，威风凛凛，好像刚刚从《天龙八部》里走出来。
第二天我带着这顶貂皮帽去找陈白露，当作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陈白露坐在镜子前，也摆弄着一顶褐色薄呢宽檐遮阳帽，手边一把用来配帽子的缎带，狗狗头上也扎着一根。 我兴致很高：“你瞧我这一顶，是不是特气势？送给你。” 她接过来看了一眼，就随手扔回来：“哪儿来的民脂民膏，我不要。” 我被噎得接不上话，自己气了一会儿，拉开衣柜门扔进去：“留着吧，等你哪天吃不上饭了还能卖钱。” 陈白露得意地扭动着脖子，把扎了翠绿色缎带的帽子斜戴在头上，“姐有本事赚钱。不如你自己留着，没准儿比我更早用上呢。” 我笑：“还是你留着，你只有这么几顶，我那儿还有一座山呢。”
我是来问陈白露要怎么过生日，如果要在家里办party，她和陈言的家显然太小了，可以去我家。
“一年到头，party party party，你还有别的生活吗？亏你不嫌腻。” “哎，我好心送你礼物，又帮你过生日，你是受了谁的气，只管撒在我身上？你厉害，你聪明，你能赚钱，你的帽子也比我的好看，总之你最棒，我活该来听你损我！”
我踢开凳子站起来就往外走，狗狗吓得从桌子上跳下来，小心翼翼地蹲在门口，两只黑豆一样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我。
我抓着它的小爪子想把它拖走：“狗狗让开，你主人是个神经病。”
“你真生气呀！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今年不在北京过生日。”陈白露把我拉回来。 “去哪儿？”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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