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这一年做了什么？空空如也。 我吃了数不清的美食，可是酒肉穿肠过，我回忆不起任何一道菜的味道。 我把衣服和鞋子更新了一遍，扔掉的和现在放在柜子里的，大部分都没摘掉吊牌，明年我会再把它们当作垃圾扔掉，然后周而复始。
我喝了很多名酒，酒醒后，又像没醉过一样。
比较有意思的事是，我陪杨宽参加了一场超跑嘉年华，可我唯一记住的场景是after party散场后，几十辆超跑带着诱人的轰鸣在我面前几秒钟消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酒店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我那段时间倒是看了不少好电影，有时候也会在心里默默盘算：这个电影的片花如果由我监工，一定能剪得更好。然后又陷入无尽的失落：我还会有监工剪片花的机会吗？我真的能放弃这纸醉金迷的生活，把自己投入到压力重重的工作里吗？
妙妙抽了张纸巾帮我擦去腮上的番茄酱，对面的玻璃门里映出我们的影子。我们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身材，可是区别如此明显。我疲惫懈怠，即使是要去一艘最豪华的游艇也振奋不起来；妙妙带着巨大的黑眼圈，满脸的睡眠不足，却精神饱满得像个刚刚打了胜仗的战士。
我愣在原地，冷汗轰地出满全身。 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地来，最后两手空空地走。但中间这几十年，有人把自己经营成一本厚书，而我依然是一摞白纸。 英总突然说：“你不是回广州了吗，怎么还在北京？” 我哑口无言。
我从来没想过回广州。我撒谎是在礼貌地拒绝工作。我还在北京， 是因为我沉醉于吃喝玩乐。
我能把实话说出口吗？她刚刚还夸奖我是“北京最棒的宣传之一”。 我却连万分之一也担不起。 陈白露买好了汉堡，想要坐下来，我赶忙同英总和妙妙告别，然后把陈白露拉走。
我们回到休息室，陈白露欢欣的脸色立刻凝固了。一个比我们小两岁的姑娘，名叫程雪粟的，家境显赫得可以和杨宽比肩。我们早就认识她，从前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是高中生，其实现在也大二了。她的眉眼渐渐长开，个子也高了，讲话细声细气，从不大笑或者大惊，是一个安静的美人。
程雪粟端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围着雪白的毛线围巾，好像一丛迎春花一样，大眼睛清澈得如同山泉；陈言坐在她身旁， 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目光像在糨糊里泡过一样，黏在她白皙的脸上。
毕竟是要在一艘艇上住半个月的，我生怕陈白露当众发火，赶紧拉开她：“他才看不上这种脑仁儿只有二两的傻妞呢。”
陈白露显然急了，嘴角刚撇下来，一眼看到对面的路雯珊一脸捕捉到八卦的兴奋。
这是比什么劝解都有效的良方。路雯珊是陈白露天生的克星。陈白露果然压制住了火气，但她仍然不愿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
“我们在外面吃。” 我又困又累，和陈白露站在休息室门外吃着汉堡。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别越界。”她说。 我把手一挥，并不是为了安慰她，我对陈言有一百个放心：“程雪粟那样的小花瓶，只能摆在家里看着，她哪里比得上你。” 陈白露眉毛一挑：“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做花瓶咯？” 我被噎得一愣：“谁说不能。把嘴闭上，垂着眼皮看人，低着头走路，不要做事，不要思考，不就是花瓶了吗？”
陈白露笑起来：“他要是喜欢这样的，就随他去吧，我也不稀罕——”
她又回头看了看那对靠得越来越近的人，“让我低眉顺眼地做人，还不如让我死呢。”
~4~
飞机劳顿，加上两个小时汽车的颠簸，到了游艇上，所有人都又困又乏，服务生在甲板上准备了早餐，没有人有心思看上一眼，各自找房间睡觉，约定午饭时见。
艇上最好的房间是主卧室，有两个卫生间，一个是灰白色，一个是粉色，分属男女主人；门可以九十度折叠，展成一个探到海面上的小阳台。其他房间只有一个卫生间，门也不能折叠。杨宽是主人，况且带了一个小模特陪同，我们心照不宣地把这间房留给他，但他把房间让给了我。
我困得没精力推辞，倒头就睡。 我睡得并不轻松。我从小有认床的毛病，何况是搬到海上。虽然风平浪静，到底是在晃动。我在睡梦中见到一只小小的竹篮，里面铺着金色的棉褥、雪白的鹅毛枕，安稳合目睡着一个小婴儿；后来有人把篮子拎起来，摇摇晃晃，一路走到河边，推进水里；河面上平静无波，篮子一路顺流而下……这时候也不觉得害怕，直到河道越来越宽，漂进大海，然后天色暗了下来，头顶星辰闪烁，篮子里的婴儿在深深的海上哭。
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在做梦，却怎么也醒不过来。又因为知道自己的确在海上，那无边的黑暗和无法辨别方向感的恐怖，清晰到令我想要大喊大叫。
后来有人推我，我一头虚汗地醒过来，见是陈白露，系着一件红丝绒睡袍坐在床边。她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散发着椰子的香味。
我惊魂未定，倒在枕上愣愣地看着她。 她却没理我，环视着我的房间，撇撇嘴：“杨宽真偏心。” “你要，我跟你换。”
“算了，杨宽的好意。” “好意我已经领了。再说这本来就是双人房。” “那我明天搬过来？” “等陈言睡醒就可以搬——你不睡？” “我晕船。”她皱着眉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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