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缺失的送别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似乎没有经历过撕心裂肺的离别，就丧失了感伤悲欢离合的资格。少女时的我哪里想得到，以后有的是离别给你哭呢！离别是人生中从来不会缺席的际遇，团圆反而求之不得。
我抱着他放声大哭。 “带我走。带我走。”我一遍一遍地说着。 “这些年我每一天都在后悔，当年没和你一起走。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这句话终于说出口，我的喉头被泪水堵住。
他久久地沉默着，然后他的后背弓了下来，像一只太过疲惫的虾。 他把我抱在怀里，在我耳边说：“我是一个‘爱无能’的人。”
“爱无能？” “爱是一种能力。我从小就没学会过。”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我以为他会亲吻我的额头作为告别，像他以前做过的那样；但是他没有。 我看着他瘦削的背影走进安检口，站在安检台上张开双臂；我以为他会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没有。 是天性凉薄也好，是伤透了心也好，是无颜见故人也好，这个我22年来唯一爱过的少年，从头至尾，从头至尾，只给了我无尽的失望。 他背上背包走了。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此去经年，路远山高。 一回头，看到陈白露，站在我身后两米远的地方。 她穿着酒红色的外套，映衬得脸色越发惨白。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无边无际的失望，就像我看陈言那样。 她消失了。我没有追上她。 她删光了微博，手机关机。所有的朋友都在找她，但是她像一滴水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这一次，她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 那是2011年4月1日。
2011年夏
~1~
我再一次见到她，是两个月以后。
那天是6月22日，在工体有一场北京国安对天津泰达的比赛。那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所有的朋友都来了，油光水滑的京骂对阵雄壮威武的津骂，整个工体北路都笼罩在喷薄的荷尔蒙里。
比赛结束后，路边人山人海，打车是绝无可能的；因为计划好要聚餐喝酒，也没有人开车来。好在路程不算远，我们走路去三环边上的一个餐厅。队伍浩浩荡荡，走到三环上，我看到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身穿酒红色的外套，一蹦一跳地走进团结湖地铁站。
我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就跟了上去。是她。我的心狂跳。 她甚至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穿着同样的衣服，一瞬间我有错觉，仿佛这两个多月的分别只是一场短暂的午睡。 她和一个理着平头的男生走在一起，说说笑笑。我紧紧地跟在她身后，生怕她再一次消失在人海里。 当时的地铁站，人群拥挤得如同集市。几乎每个人都穿着国安队服，站在电梯上向下看去，一片熙熙攘攘的绿色。她同男生排在队伍的末尾， 我听到她说：“你敢不敢在这儿讲一句天津话？”
男生摇头如拨浪鼓，反问：“你敢吗？” “切！”她笑：“从来没有我不敢的事儿。” 我几乎要流出眼泪来，是她的口吻，从前的陈白露。 我站在她身后只三十公分远，我甚至能闻到她今天喷了Kenzo的香水。她在我眼前运气，似乎吐出一个音节，然后笑得弯了腰：“完了完了。
我也不敢！” 我大笑，笑出眼泪来。 我和陈白露这样重逢，我在摇晃的车厢里打量她，舍不得移开视线。 她精神不错，最让我开心的是，她画了眉毛，脸庞透出精致的振奋。
横波入鬓，我想起这个词。 她带我去看她住的地方。 “在哪儿？”
“小汤山。” 算算快要到北六环。地铁一路向北再向西，还要转线路，我很多年没有坐过的地铁，在换乘站里走得直发晕，陈白露却一直精神饱满，男生在一旁温柔地注视她。
她说这是一个朋友，姓周，体育记者。又说今天来看球，是跟着小周坐在媒体席上，本来想要听国骂大荟萃，但记者们都忙着现场出稿， 气氛如同期末考场，搞得她很想亲口骂两句。我笑，上下打量小周，干干净净的一个男孩，也仅此而已。
我以为会看到简陋的郊区小屋，到了小汤山才愣住，她住在这里的别墅区，背后青山，房前白水。
小周没有进来坐，她也没邀请。他们在门口点头告别，然后小周从北六环跋山涉水地回城里。
“他在追你？”我边进门边问。 “应该是吧。”
房子的陈设不错，大桌大椅，毫不局促；没有壁纸，也没有水晶吊灯；客厅里一只白色陶罐装着大把的麦穗。主人品味还好。 阳台上有绿萝和海棠，书房门口贴着一对楹联，是陈白露飘逸的楷书：“你是过客，花是主人。”
我不知道她还有这栋别墅，以为她父亲那间小小的两居室是仅有的房产。
“这是问朋友借的。”她笑。“我哪里还有什么房产呀。” 能随时借到这样好的一栋别墅，交情也算好了，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起过这位朋友。 “你不认识。是薛先生。” “哪个薛先生？”
她抿嘴笑：“在澳门，被我用九位数的银行卡吓走的。” 我想起来了。“所以这一借房子，马脚全露了。” “他给我面子，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三环上有一间三居室，四环上有一间库房，六环上有一栋别墅，按面积算，库房最大，不过像你这样卡里有九位数的人，肯定非别墅不住了。’”
“他这样说？” “是。” “这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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