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如果他死了怎么办？”陈白露惊恐地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头看向杨宽求助，但杨宽只是沉默着摇了摇头。
“他死了我怎么办？”她像怕我们没有听清楚似的，又重复了一遍。
我见过陈白露经过无数困难和险境，她从来不问“怎么办”，她总是知道怎么办。
“等天亮。”我无力地说。
杨宽从护士的值班室拿了一副扑克牌回来，他帅气地洗着牌，问陈白露：“你不是德扑高手吗？用棉签当筹码，好不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医用棉签，“顺来的。
”
我们在雪白的被单上玩着牌，我和杨宽小心翼翼地交换着眼色，故意卖破绽给她。我们让她赢了点儿小钱，为了不使游戏太无聊，又认真地赢回了一点儿。再后来，不管我们怎么有意地让着她，她还是输光了。
天亮了，万里无云，晴好得仿佛昨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铺天盖地的新闻，雨中死亡数人，失踪无数，郊区受灾严重。我们不能再瞒陈白露，她握着手机，每看一条，脸色就更白一分，等她把所有的图片都看完，神色反而镇定了。
她紧抿着嘴唇看着窗外被洗得一尘不染的树叶，脸上带着大病未愈的蜡黄。
“白露？”我轻轻抱着她的肩膀。 “要是他没事，我以后脾气会好些。”她轻声说。“要是他死了，你同我去他家，我要保险柜和书房里那几张画。” “白露！”我喊出来，“你在想什么？” “你少指责我。股权、房产没有我的，我能动的只有这些了。”
“薛先生待你不薄。”
“我也没有辜负他呀！但是道义是对活人讲的，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算过分的话 ——”她瞪大布满血丝的眼睛，间或一阵咳嗽。我看着疲态和狠毒同时汇聚在我熟悉的那张脸上，那张脸上曾经带着纯美羞涩的笑容， 在老首长的沙发上，对我说“我叫陈白露”……又想起秘书翻着白眼说 “喂不熟的白眼狼”。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转身走出病房，毫不犹豫。杨宽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没有理他。
谢天谢地，我走后不久，薛先生就回来了。 据杨宽说，薛先生当时可以用“衣衫褴褛”来形容。如我们所估计，他的车在京津高速上熄了火，他在水面淹过车顶之前打开车门走出来， 避免了一场惨剧。他和逃出来的人们站在大巴车顶上熬到天亮，手机和钱都冲走了。早上积水消退以后，他走了十几公里，用西装外套跟村民换了一顿饭，然后搭车回了北京。
~5~
我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昏天黑地地补着睡眠，我梦见一间大房子， 灯光明亮、墙壁厚实，我的父母都还年轻，系着红绳的水仙花在白瓷盆里盛放；我梦到许许多多无聊的琐事，比如踩着小板凳擀饺子皮，往磕破了的膝盖上涂紫药水，偷偷在书包里装一盒火柴烧柳絮 , 在大花坛前吃串红里的蜜汁……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多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早在骑在我爸脖子上嚼大白兔奶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梦。
杨宽说：“薛先生请我们过去。” “不去。”我不想见到陈白露。 杨宽叹口气：“我和薛先生的司机在你楼下。” 我拉开车门，杨宽和我一样一脸睡眠不足的疲惫。 “她总是需要你，也总是需要我。”我赌气说。 “惯出来的。”杨宽第一次没有站在陈白露那边，顺着我说。 “好大的脾气，好尊贵的架子。当年的程雪粟也没有这样过，路雯珊也没有。”我顾不得胖司机在支愣着耳朵听，一口气说出来。 我以为我们要去薛先生家，但车子停在了陈白露的公寓楼下。我有些诧异，薛先生劫后余生，难道陈白露不应该陪在他身边吗？ 推开门，我和杨宽都呆住了：酒气熏天，浓重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一浪接一浪的说笑声从客厅里传出来，音箱里似乎放着一支爵士，被大呼小叫的加码声不时地盖过——陈白露竟然在这里开了一个赌局。
我们瞠目看着这群半醉的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想必是陈白露新结交的朋友。陈白露穿着一件白底绣樱花的睡袍，露着光滑的胸脯和手臂，天，她手背上的浮肿还没消呢，现在就推了一把筹码上去，然后迅速输掉了。除了陈白露，每个人手上都夹着一支粗壮的雪茄，那是薛先生送给陈白露的。她在烟雾里开怀地笑着，又止不住地咳嗽，不时抽出一张纸巾捂住裂了口的嘴唇。
他们不知道她有肺炎吗？ 就算他们不知道，她自己也不在意吗？ 对面的书房门开了一条缝，我和杨宽看到薛先生露出半张脸。我们走进去，他站在书架前，脸上胡子拉碴，也许是光线的缘故，我感觉他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年。房间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桌上一大杯水里泡腾片正飞快地冒着气泡。
“您还好？”我问。 “有一点儿感冒，没有关系。”薛先生说，声音嘶哑。 杨宽指指外面的狼藉—— “她故意气我的。”薛先生说，“她生我的气。” 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气你活着回来吗？” “一个小姑娘，我在天津的朋友，知道下雨的时候我正在赶回北京的路上，打不通我的电话，很是担心。今天早上她找到我家来，正好撞见陈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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