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约浪子写稿！”楚方芳微笑着提醒道。
“对，”北漂高跟鞋说，“我把浪子加入QQ后，就问他为什么叫浪子，他说他有一双走过55个民族的靴子，我说那双靴子的质量真好，然后我问他还差哪个民族没有去，浪子说就差蒙古族了。我说我就是蒙古族人，虽然上学在上海，毕业后来了北京，但我就是在草原上出生的。浪子嬉笑着说我和他很有缘，然后问我为什么喜欢他的网文，我就说我从小喜欢四处漂泊，所以在网上一看到他写的那些充满漂泊情愫的文章，心里就产生了共鸣！”
“浪子是干什么工作的？”楚方芳饶有兴趣地问。
“我当时也很好奇，”北漂高跟鞋说，“我问他，他没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网上的这一次闲聊，浪子竟然真的有一天会神经错乱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并且还是骑着一辆越野摩托车从苏州赶来的！”
“天哪！”楚方芳惊叫道，“他骑摩托车来北京，北京不是禁摩了吗？”
“我当时也很吃惊，”北漂高跟鞋说，“我问他是不是真的从苏州来的，他像个黑摩的司机一样晃着手中的头盔，嬉笑着说就是过来看看我，顺便也体会一下北漂的滋味。我纳闷地问他是看看我就走，还是想北漂一阵？浪子嘿嘿一笑，说看情况，反正他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人喝醉，全家犯晕；走哪是哪，处处是家。”
“就像三毛一样！”楚方芳呵呵一笑。
“浪子就这样来到了北京，”北漂高跟鞋说，“骑着一辆据他说已经跨越过31个省市的越野摩托车，穿着一双据他说已经走过了55个民族的靴子，就像开玩笑似地在临近我居住的西坝河边租了一套房子，开始了他那像玩笑一样的北漂生活。”
“他可真够神秘的！”楚方芳嬉笑着说。
“是的，”北漂高跟鞋说，“浪子的生活有些神秘！我从他一开始租房时就发现，这家伙虽然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但他却在北京没有固定的工作。他平常除了给一些报刊杂志提供一些专栏文章和摄影图片外，其余的时间都是行踪不定，来去无影。他的表现，使我在电视上一看到有黑车抢劫或流窜作案的法制纪实节目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此外，在他那么宽敞通透的出租屋里，摆设却极其简单，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单反相机像模像样外，就连席梦思床垫都是直接放在地上的，似乎摆出的是一副随时拍屁股走人的架势。尤其那家伙，花起钱来更是大手大脚！”
“这种人我见过，”楚方芳嬉笑着说，“请别人吃顿饭一次花2000多元，自己吃顿饭又是老鳖又是大乌鸡的，买啤酒从来不零买，都是一框一框地让人往楼上送……”
我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着对面的楚方芳。
楚方芳抬起头看了看我，抿嘴一笑。
“我很奇怪浪子为什么那么有钱，”北漂高跟鞋说，“我有一次就试探着问他，问他的爸妈是不是特有钱？浪子说他们早就不在了，他是个孤儿！我就纳闷地问他是怎么长大的，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就像野草一样生长！我问他上过学没有，他说没正儿八经地上过，都是自学的！”
“我也认识这么一个写作的，”楚方芳嬉笑着说，“什么都是自学的！”
“这样的人都很聪明，”北漂高跟鞋说，“我夸赞浪子真聪明，问他靠写作能赚多钱，他嬉笑着说要靠写作，他都不知道已经饿死过多少次了。我又问他那开黑摩的会不会有这么多钱，他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人都去开黑摩的了！我打破砂锅地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他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是大风吹来的，还问我信不信。我当然不信了，于是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最后，浪子一脸诡秘地说让我放心，说他的钱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当然更不是大风吹来的或大雨漂来的！他还说他吹拉弹唱，棋琴书画，哪样都能来钱。我还是不明白，于是就在浪子的屋子里打量起来，也就在这时，我才注意到浪子的床头果真摆着一盒象棋，于是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喜欢下象棋。浪子嬉笑着说以前喜欢，现在很少下了，他还问我会不会玩，我摇了摇头，说不会。浪子说着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有没有兴趣，他就开始摆开象棋耐心地教我玩起来，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多学一点也没有坏处。”
“我对象棋就没有一点兴趣！”楚方芳呵呵一笑。
“我也没兴趣，”北漂高跟鞋说，“但我还是试探着开始跟浪子玩了起来。一来二去，我不仅对象棋来了兴趣，并且下棋的水平也大有长进，常常连浪子都杀得片甲不留，这使我经常为自己的悟性和聪明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真是革命的后浪推前浪，”楚方芳嬉笑着说，“前浪痛苦地死在沙滩上啊！”
“浪子也经常在我赢了他之后这么说，”北漂高跟鞋嫣然一笑，“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感到特别的开心和自豪。然而，也就在这时，咱们那家前景并不乐观的报纸终于走到了尽头，大家都失业了。一下子失去工作的我，顿时陷入草木皆兵和四面楚歌之中，原本就是‘月光族’的我，工作没了，收入自然也就没了，于是我开始陷入到一边寻找工作一边硬着头皮四处借钱的窘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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