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有了秀行先生毫无保留的教授，中国围棋进步得更加迅速，因此中国棋手们一直很尊敬修行先生，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既慈祥又严格的老师。
现在距离比赛的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没可能攻破这一薄弱环节的，因此他们将强化的重点放在了前四五十手的布局上。
于是在赛前的这段时间里，王星和华松力两人在棋院众人的帮助下一边钻研sai的棋谱一边研究布局，紧张而又有序地为农心杯第三阶段的比赛准备着。
与中国队相同，韩国队的几名成员也在全力备战中。
这座位于汉城市区的五层小楼就是韩国棋院。
训练室内，除了徐彰元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年轻的棋手也在下棋。每个人都专注地盯着自己面前的棋盘，除了清脆的落子声，这里没有别的声响，衬着窗明几净的环境，独有一种棋院的氛围。
韩国的一些著名棋手如徐彰元等都到日本棋院学过棋，因此对于日本的围棋名手如秀策、道策、丈和等人他们并不陌生，由于经常学习这些人的棋谱，对这些围棋名手他们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熟知的。
其实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隋唐以前，围棋大约是先传入韩国而后传到日本的。
唐代所称的新罗国，就在现韩国东部。当时新罗的一位围棋大师朴球到中国唐王朝担任了“棋待诏”这一棋界的最高官职，其职责大约是在宫廷和朝野中教授围棋，以及陪皇帝和王公大臣们下棋等。
唐诗中就有一首张乔写的五言律诗《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记载了这件事。诗中写道：“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穷荒回日月，积水载寰区。故国多年别，桑田复在无?”
由此可见，唐朝的时候就有韩国人到中国教授围棋了。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围棋在当时中韩两国盛行的端倪。
只不过不知是何种缘故，近代的韩国围棋事业并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赵南哲的致力发展之下，韩国围棋才再一次恢复生机。
与韩国现代不少棋手相似，赵南哲也是在日本学习的棋艺。
14岁时，赵南哲孤身一人越洋来到日本，并拜在了塔矢明子的父亲大竹实的门下。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他不仅掌握了日本各种围棋流派的先进理论，还成功晋段。
学成之后，他不顾老师的挽留毅然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开始致力发展自己国家的围棋事业。
当然，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无论是韩国棋院的创办，还是现代围棋定段比赛的举办，抑或是韩国职业棋战的成立，这些无一不是在他的推动下产生的。退居一线的竞争后，他还从事着著述和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工作，他也因此被誉为韩国的现代围棋之父。
虽然起步与日本相比较晚，但在赵南哲等人的努力下，韩国围棋极为普及。韩国4000万的人口，每8人中就有一个会下围棋，这个普及率均在中国和日本之上。在街道上散步时，没走多远就能看到一家棋馆，单是汉城的围棋会馆就在100家以上!
除了普及之外，围棋水平方面，韩国也不在日本之下。不过即便如此，在赵南哲之后，陆陆续续的有不少热衷围棋的少年还是会前往日本学习围棋。
也正因为此，他们甚至比日本的职业棋士还要熟悉秀策这些历史上超一流棋手的围棋。
与中国棋手相同，徐彰元他们也将散布在网路上的sai的棋谱收集整理出来，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经过详细的分析比对，他们惊讶地发现，尽管sai已经掌握了现代的定式，但在实战中如果几种应对方式的结果差距甚微的话，sai还是倾向于使用秀策时期的应法。
他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将sai拉下神坛的突破口。为了制定出有效策略，他们将秀策留下的将近四百份棋谱都收集起来，几十局，几百局，每一天每一天重复地排，并结合本国围棋善于搏杀的力战特长，力求从sai手中夺取一胜。
佐为全然不知自己已然成为众人进攻的目标，他现在正在全力指导阿光的围棋。
一月份，由于阿光状态不好，加上请假错失了几场比赛，因此一月的组内循环赛他的成绩很不理想，于是二月份他依旧要待在二组。
好在阿光已经放平了心态，在对局时除了集中精力去想如何下好棋之外，他没有再分神理会其他的事情。即使盘面看起来大势已去，他也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直到最终分出胜负，他从不去考虑最后是否会出现弹尽粮绝的难看局面。
当然，这是阿光努力很久的成果啦，在一开始他还是会习惯性地想要退缩，尤其是面对佐为的时候。
不过，在佐为点出塔矢之所以有如今的实力正是由于他明白要将恐惧化为勇气后，阿光也开始一点点的努力克制自己内心的畏惧感。在他的不断努力之下，阿光的心性成长了不少，在与佐为对弈时，他也逐渐能够做到即使局势惊险万分也能保持镇定，然后竭尽所能地从僵局中找寻存活的出路。
正是有了他的这种坚持，二月份的循环赛阿光竟取得了全胜的好成绩，然后毫无悬念的，三月份他又重新回到了院生一组。
这一天是阿光与和谷对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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